尝读《东周列国志》，对那个时代的总体印象颇深刻。
《东周列国志》里多有记载奇人异士。奇在何处呢？我以为奇在士人们两相交谈，便可以将心比心。好比唐代大诗人李白诗句“明月直入，无心可猜”——东周时候的“士人”，便是如此。虽然东周时代，朝庭和地方衙门对老百姓可以随意地草菅人命，但民间却是士人辈出——这里称的“士人”，并非一定指“士农工商”之士，而是指那些以信为本、重情重义之人。士人也许身怀绝技，也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之人。真正的“士人”，是不问出身与富贵贫贱的。
有篇伍子胥与渔夫的故事，印象颇深。大意是讲伍子胥受迫害出逃楚国，来到江边遇一渔夫，渔夫感子胥之为人与遭遇，便为其指点去路。然伍子胥终不放心，走便走了，却还回头向渔夫嘱咐勿要将他的行踪告诉追捕他的人。接下去的情节大约只有在东周才能发生了——渔夫为取信伍子胥，竟在一刻间自杀身亡了。一个渔夫，活了不少岁数，却要为一个并不曾有交往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说自尽便自尽了，一点都不犹豫。在今天的价值观看来，这简直是骇人听闻。这个渔夫就是个身份普通之人，也不是什么武功盖世的世外高人，却有如此高义之举。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渔夫往往是高洁情怀和智慧的一个象征，甚至还包含着一丝神秘感。譬如屈原和渔父对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说要以死保节以洁身自好，渔父听完竟歌咏而去，不再与屈原进一步交谈，“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这个渔父身上就颇有些神秘感。后来唐代的诗人王维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大意理解是，当我们遇到有想不通的道理的时候，不如去听一听水浦深处渔夫的歌声。不过屈原最终还是选择了沉江自尽，虽是遗憾，但不得不说，这一死，极大丰富了士人的文化内涵。
言而总之，文学里的渔夫，可不只是个以打渔为生的人，而是一个有着智慧的士人。
还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想来是家喻户晓了。但这故事惊心魂魄的其实是它的前半部分：荆轲之所以能入秦宫见到秦王，乃因一名受秦王迫害而叛逃的秦国将领，为荆轲献出了自己的首级——荆轲找到这名将领，说要借他的首级一用，只有拿了他的首级秦王才肯见他，然后借机刺杀秦王方能为他报仇。这名将领出于对秦王的义愤，对荆轲的话竟没有一丝不信任，毫不犹豫地自刎献首了。是个壮观悲烈的士人，一样令当代价值观不可思议。
为荆轲献首的将领，以及为伍子胥献身的渔夫，他们都做出了壮烈非凡的“舍身取信”之行为。
一部《东周列国志》，士人以“信”字走天下。翻看《东周列国志》，我们甚至觉得都要不认识自己的老祖宗了。时代在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尽管东周士人的某皯行为，与当代价值观的主张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但他们的“舍身取信”，至少可以让他们的后人感动——如果连感动都没了，那么这个民族血脉里的精神，也是显示出了悲凉的一面。
也许历史学家会举出种种例证，譬如说经过历史上的几番民族大融合，东周时代的人种其实早已不复存在，今日之种族，已非昔日之种族，所以不应有血脉精神传承这样的观念。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却是不变的，便是古人今人，都一直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并且有个叫“中国人”的共同名字。
东周士人是一种精神符号，士人可文亦可武，可野亦可朝。我们也见到穿着破旧衣服的庄子，神情自然地面见国君，谈吐犀利充满智慧，其士人之风，令人仰慕；精神之格高，又岂是那些见了国君恨不得匍匐前进的士大夫所能仰望。东周之百家争鸣，所以有视“信”重于生命的士人。令人遥想的这个时代，还真是会令我们精神恍惚啊——这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先人么？我们的先人，竟然有那么令人遥不可及、令人着迷的精神人格。
当然，并不是鼓吹去效仿那些骇人的舍身为他之举，也不是否定现代文明。只不过，东周之士“以信为本”的精神内核，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的内核。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无信则失格。对个体来说，“信格”是其他一切人格的基础，对于一国之格来说，亦是同理。
今有冯子明，作《东周士人之故事新编》八篇，以小说体格，向东周士人表崇敬与追慕之意。“故事新编”者，即人物和最终的结局，都是历史上实有之人物与结局，只不过凭作者之念想，在中间添了一些情节上去罢了。“故事新编”鲁迅先生曾经用过。然而鲁迅先生是大作家、大学问家，岂可我辈能望其项背；而作者竟发了心愿，也想作几篇“故事新编”出来，不免诚惶诚恐。
却说那《东周列国志》，背景是那500多年的历史演进。国家兴亡成败，士人往往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代的一粒灰落到士人头上，也同样堪比一座山。但历史自有它的偶然性，偶然之中，谁主胜负、谁主成败，也是并不一定天注定的结果。然“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却是亘古不变的一条道理——数千年的兴亡史，何曾跳出这一命数？当不知何为得道、何为失道时，那就是已经失了道了。
-by 冯子明 202408
东周士人之故事新编篇目：
- 渡河
- 刺秦
- 认弟
- 击衣
- 窍符
- 弃逃
- 行吟
- 弹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