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全文9100余字，深度原创。竹林七贤当中，吾所最钟意者，便是嵇康。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世称嵇中散，三国曹魏时期名士。嵇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后人津津乐道于魏晋风度的时候，他是无论怎样都绕不过去的。嵇康是一个诗人、文学家，也是一名音乐家，也被人称为思想家，他也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最主要人物。当然，在我看来，我们也不要轻易忘了他的铁匠的身份。
嵇康无疑是整个魏晋时期影响深远的风流人物。如今的中国人，还有几个对历史有所兴趣的不曾听说过魏晋风度和竹林七贤呢？哪怕只是懵懵懂懂，说不定我们的内心就像一块铁一样，或多或少地就被它们的磁力吸引了过去。竹林七贤的故事很难复制，这是中国文人聚众交游史的一座高峰，另一座高峰则是盛唐时期的饮中八仙；相比较而言，竹林七贤无疑更具有精神内涵和文化标识意义——七贤是一种精神的探索和对一个时代某些方面的反抗，是一次人文精神的特立独行，八仙则是难得的升平年代的享乐。
历朝历代，朝政黑暗并不是只有动荡的魏晋时期。事实上，尽管政治上动荡、权力争夺激烈，但在思想文化上，这甚至是一个繁荣的时期，价值多元，思想活跃。这样的历史面貌，在魏晋以前的历史中也出现过，就是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站在时间长河的一端，当历史更多被用来怀念的时候，就更加说明现实的某些无奈了。
一
我们讲到嵇康，自然是绕不过竹林七贤的。竹林七贤是一次伟大的主张自由和自然的人文精神行为实践，而嵇康则是竹林七贤中的最主要人物。这也是历史上对竹林七贤不同人物重要性评判的绝大多数观点。为什么是嵇康呢？人物形象、人格魅力、才学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吧，《晋书》中的嵇康人物形象是这样的：“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嵇康是七人之中，是相对更近乎完美的人物，而其他诸人，或多或少有明显的瑕疵甚至污点。
盛唐时李白张旭等“饮中八仙”这一名称，我们一般因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首诗而知。而关于竹林七贤这一名称的由来，广为人知的记载是《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任诞第二十三条：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 陈留阮咸、 河内向秀、 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是一部著名的笔记体著作，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虽不是史书，但也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所以书中所载轶事也常被引用。鉴于这本书的影响力，竹林七贤这一名称的得以普及，或许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但竹林七贤的最初提出时间肯定还要早，比如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就有关于七贤的记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灵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王粲传》）
刘强《竹林七贤》一书认为，最早明确提出“竹林七贤”这一命名的，是东晋画家、隐士戴逵的《竹林七贤论》。这些都是学术上的考证，考证当然有一定严肃性，甚至包括虽然称之为竹林七贤，但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那一片竹林的问题——虽然后世的不少画家，包括知名画家如赵孟頫、仇英等，在他们的《竹林七贤》画作中，基本都是七贤游于一片竹林之下的画面。其实对一般读者而言，我们需要知道的核心无非是，竹林七贤实在是历史上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个名化名称，这七贤所指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常相聚在一起，为的是弹琴赋诗、饮酒长啸，或者率性清谈，蔑视礼法，被称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世说新语》中，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有将近20条，可见“竹林七贤”在《世说新语》成书之前，已经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群体。而在我们今天看来，竹林七贤更多已经是一个文化和人文精神符号，这个符号特立独行，追求内心的自由，“越名教而任自然。”
或许嵇康传世的一段文字，可以归纳“竹林七贤”人文精神的内涵：“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嵇中散集·卷第六释私论）
嵇康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思想，这句话在后世被广泛引用，也可以说是个哲学层面的问题。他说的这段话的大意是，被称为君子的人，是心里不在乎是非、而行为却又不违反道的人。因为气静神安的人，心里不会去故作高尚；心胸旷达的人，感情不会被欲望所约束。心里不故作高尚，所以能超越所谓的礼教教化而任其自然；感情不被欲望所拘束，所以能审视贵贱之分而明白事物的道理。
嵇康虽然不愿为礼教纲常所束缚，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所说的道，或者说道义，自然而然的道义公平。看这段文字、仔细揣摩嵇康的这段文字，其表达的思想，是不是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提出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点类似呢？越名教，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但“自然”这把枷锁始终在那里。
竹林七贤当中，以山涛(205—283)年龄最长，阮籍(210-263)次之，而嵇康排行老三或老四，王戎(234—305)则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比山涛小29岁，比阮籍小24岁，比嵇康也将近小了10岁。所以，山涛是老大哥，他比嵇康大十八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只是嵇康虽然年龄小，但他的人格魅力却让他成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这七个人年龄殊异，又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并非近邻，究竟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在竹林之下交游起来的呢？或许是缘份使然，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否则历史上将失去一个多么有意味的人物群体。这个群体，他们自然有着强烈的共性，比如都爱喝酒，但毕竟是七个人，每个人自然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也不会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否则离他们所追求的初衷，岂不是背道而弛么？甚至可以说，七个人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分歧也开始逐渐显示出来，并进而导致了矛盾的暴发。
这其中让人伤心而又为人所称道的，便是嵇康与山涛的所谓绝交。为什么我说是所谓绝交呢？一方面，这桩绝交已经成为——也算是“约定俗成”的著名“绝交公案”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从嵇康那封信的字里行间去推敲，恐怕真正的绝交是谈不上的，这封信的内容，无非是嵇康列举了若干理由，自贬自说，陈述不想去当官的原因，以及自己余生的志愿，“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个志愿毕竟也十分符合嵇康的为人所追求；何况，嵇康在被杀之前，还将自己十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照顾——这又是一桩史实——那么，这里头就不是真绝交那么简单了。真相如何，后人无从完全复原，但是这一绝交一托孤，确实是在后世之人的心灵上，激荡起了难以平静的浪花。其实嵇康和山涛间的矛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作为老大哥的山涛，成了效力司马昭的人，受了司马昭的官职，他劝嵇康出仕当官而嵇康拒绝，往大了说，是嵇康不愿事从司马昭、是一种对强权的抵抗态度；往小了说，是嵇康不愿再做官、喜欢不受约束的生活，或者说已经归心于隐居生活——事实上，嵇康那信绝交信的着力点正是后者，他不至于刚烈到要公开说“打倒司马昭”。这就是人各有志了，即使是朋友亦不能勉强。嵇康已经表明了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态度，只是政治还是不愿放过他。
嵇康与七贤之中老大哥山涛之间的这桩绝交公案，确实是七贤交往中最让人感慨的了。
七贤之中，一般公认嵇康、阮籍和山涛是三个核心人物，而就知名度和人物精神个性而言，阮籍无疑是嵇康之外的第二人，甚至典故逸闻方面他还更多一些。比如他的青白眼，就是一例著名的典故，“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意思是说，阮籍见了不喜欢不欢迎的人，就翻白眼对待，见了喜欢欣赏的人，则以青眼对待。据说这也是“青睐有加”这个成语的来历。
阮籍的诗，很有他自己的特色，他写了将近一百首《咏怀》诗，其中四言十三首，五言诗八十二首，而五言诗更为出色。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便是他的五言《咏怀》第一首。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五言诗语言畅晓明白，意境情感丰富，颇有唐诗风范了。
阮籍在当时还以喝酒和不拘常礼著名。比如有一则阮籍丧母的典故，“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意思是指阮籍母亲去世，有个叫裴楷的人前去吊唁，当时阮籍刚喝醉了酒，披头散发地坐着也没有哭。裴楷也不管不顾，到了之后哭吊完毕便自行离去。有人问裴楷，凡是吊唁，都是主人家哭了之后客人才行哭吊礼，既然阮籍没哭，你为何还哭呢？裴楷说，阮籍不是世俗之人，所以可不必以礼制对待。这则典故就反映了阮籍非同寻常的个性。另外他的醉酒也是非常有名，这则典故里，母丧之时还喝醉酒，完全是超越了常礼；不过阮籍其实是个孝子，“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三国志·王粲传》）写正史的人在这点上，也是做了肯定，认为阮籍为人心胸旷达不拘常礼，但生性非常孝顺，服丧期间虽不遵循礼制约束，却因哀毁过度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阮籍经常借喝醉酒避开他不喜欢的人或事，而且一醉能醉好多天。酒是竹林七贤的密友。除了阮籍喝酒有名外，刘伶也是个醉酒大师，他最有名的喝酒典故是“死便埋我”，乘车外出时带一壶酒，让随从扛一把锄头，交待说若他喝酒喝死了把他就地埋了就行。“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名士传》）
酒甚至是名士们的不可或缺之物。《世说新语》中便有一则关于名士的定义，“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痛快喝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做名士，这固然有夸张调侃的成份，但也说明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酒对名士意味着什么。
七贤当中，另外两名尚未提到的名士，分别是向秀和阮咸。向秀注《庄子》很有名，曾和嵇康一起打铁；阮咸是阮籍哥哥的儿子，也和嵇康一样妙解音律，不过他善长的乐器是琵琶。七人在正史《晋书》中都有列传，他们每个人最终的命运也殊不相同，嵇康最早死，死得悲壮，他死后第二年，阮籍也郁郁而终，活了五十四岁；山涛和王戎，都官运亨通官至高位。山涛出身贫苦，人到中年才出仕当官，酒量很大，饮酒八斗方醉，七十九岁才因病而亡，史书上说他是个清廉好官，做了高官之后，也仍然俭约；王戎晚年性情大变，在史书上成了个吝啬鬼形象，活了七十二岁，自然寿终；阮咸、向秀、刘伶也出仕当官，官运却一般，都是寿终而亡。
竹林七贤当中，人物形象最饱满、引起共情最多的当然是嵇康和阮籍了，这一点，想来竹林七贤的追慕者和研究者们应该都不会有疑义吧。
二
正史为嵇康个人单独列传，见于唐人房玄龄等编著的《晋书》中。但事实上嵇康非晋人，他死的时候，司马家族尚未称帝、西晋政权还不曾建立。不过后人习惯将魏晋时期合二为一并称。所以有魏晋风度之说，却没有西晋或东晋风度之说。
在另一部正史《三国志》中，嵇康的传记是并在了《王粲传》当中。 两部史书对嵇康的人物形象，都给了不少美好的词语形容：“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这些记载表明，嵇康仪表不凡、身材健美，是个美男子，但却不修边幅；喜欢读《老子》、《庄子》，又有侠客的个性；心胸旷达，不守常礼，不受礼制约束；学识广博，性格恬静，淡泊名利；喜欢服食丹药，还经常上山采药；擅长文辞，是个文学家、诗人；又精通琴音，抱琴而弹，看起来就像一个神仙。
嵇康还是个养生专家，著有《养生论》传世；当然，身材健美的他还有个特别的爱好：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鍜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晋书》）。设想一下，一个身材健美的精壮男子，在夏天的柳树之下，光着上身挥动手臂、身上布满汗珠，随着他手臂的上下挥动，传来有规律的铁器的撞击之声——这幅画面是不是特别有美感？打铁光有气力是不够的，也需要性情灵巧，非笨拙之人所能胜任。当然嵇康的打铁，不仅仅是爱好，贫困的时候也是他谋生的技能。总之，铁匠的形象是健美、健康、有力量，历史上同时作为一名铁匠的文化名人，恐怕也只有嵇康一人了吧（向秀算铁匠的帮手）。
如此之多的优点集于一身，怪不得年龄比嵇康大的山涛和阮籍，也要为他所倾倒了。
嵇康曾经居贫，以打铁谋生。他后来与曹魏的宗室通婚，官拜中散大夫，对他的这段经历，我们感到好奇：与他通婚的究竟是何人？因为他的婚姻，毕竟与他后来的被杀害其实有着一种联系。卫绍生《竹林七贤研究》一书中认为，嵇康所娶是长乐亭主，是曹操的孙女。那么嵇康作为曹操的孙女婿，地位不可谓不显。奈何命运阴差阳错，曹室衰微，而司马昭之心已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正始诗歌 嵇康》一文中，引侯外庐先生的考证，“嵇康以前做过中散大夫的原因，是由于他与长乐亭主结婚之后，作为曹魏宗亲、皇亲国戚，当然得有一个官职了，所以就给了他一个中散大夫之职，不过这种官职是比较闲散的，对政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等到司马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嵇康便连这个闲官也不再做了。”不过，嵇康和这个长乐公主结为婚姻的故事细节，我们却不得而知了。婚姻的记录，似乎也向来不为史书所重视。
作为诗人，嵇康的诗作主要是四言诗，五言偏少。虽然后来随着诗歌的发展，四言诗最终为五言、七言所代替，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诗歌的源头《诗经》，收的绝大部分都是四言诗。所以嵇康的四言诗，和他之前曹操的四言诗一样，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扬。不过嵇康所在的曹魏时代，五言诗也开始得到大力的发展，阮籍的诗便是明证。至东晋陶渊明，我们看他虽然也还在写四言诗，但无疑五言诗是陶诗中的绝对主体。其实竹林七贤当中，能以诗文著称的，也就是嵇康和阮籍，后人也多有在两人之间论诗。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单就诗论，阮籍的诗毕竟五言为主，更易吟诵、接近今人的习惯，因而也更容易被接受。
嵇康诗在传世的《嵇中散集》中，有幽愤诗、述志诗、游仙诗、思亲诗、酒会诗及其他内容的诗等62首（赋不在内）。（《嵇中散集》卷第一 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他的诗最为人称道的是《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不乏丽句佳咏，如：
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佳人不在，能不永叹。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另外，“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幽愤诗》）等，亦可称佳咏之句。作为一名精通弹琴的音乐家，嵇康诗中，琴是时常出现的，他的手既弹琴，又写诗，兼打铁，真是完美的组合。他也为他的琴留下了一篇《琴赋》，在这篇赋中，琴是情操高雅之物：“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勌，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丽也……良质美手遇今世兮。”
即使我们读《琴赋》原文时懵懵懂懂，仍然会有“这真是一篇美文”的感觉。无怪乎史书说他“文辞壮丽”。琴声加持的嵇康，风度神采更加超绝拔众，又由于他蒙受无端陷害而又悲壮的死亡，为他自己也为竹林七贤这个群体，在后世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三
终是要谈到嵇康的死了，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悲壮而令人感慨的一幕。而嵇康的死，我们确切地知道，是无端地被陷害，是一步步莫名地踏进了死亡的陷阱之中。
他的死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司马昭要夺取曹魏政权的野心，二是司马昭心腹钟会对嵇康的构陷。前者可以说是“因公”，后者可以说是“因私”。这两个原因哪个更为主要呢？我认为是后者。钟会害嵇康，正好比公报私仇，公报私仇者，总有所谓的私仇在先，公是私的工具。甚至历史的发展轨迹，因公报私仇而发生的，案例可谓不胜枚举。可嵇康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怎么会和钟会结下梁子呢？因为钟会觉得自己被嵇康轻慢了。
这个过程《晋书》书上也记着，虽然简单，但脉落比较清晰。
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鍜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鍜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譛“康欲助母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意思是，嵇康贫居时曾经跟向秀一起在柳树下打铁，以此养活自己。颍川的钟会，是一名贵族公子，听说嵇康的名声，遂前往拜访。钟会到了之后，嵇康正好在打铁，不曾以礼相待，也没有招呼他，而是继续打铁。过了很久钟会待不住了，便要离去，嵇康这时候对他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你见到了什么而去？”钟会说：“我为听到应该听到的东西而来，见到所见的东西而去。”钟会由此就憎恨嵇康。到嵇康因一起民事案件被拘禁时，钟会便趁机对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让他腾飞。你无需忧虑天下，但要虑嵇康。”并进一步诬陷说：“嵇康要帮助毋丘俭，幸赖山涛不同意才未得逞。从前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的确是因为他们败坏时俗教化。所以圣贤除掉他们。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诋毁古代典法，不应当宽容他们，应当趁他们有过失而除掉他们，以淳正风俗。”司马昭既已亲信钟会，于是一并杀害了嵇康和吕安。
钟会有个为人称道的父亲，大书法家钟繇，可他却是个狭隘小人。嵇康虽然淡泊名利，但他又是个不拘礼法的名士，所以对待钟会来访的态度，即便有意为之，那也不过是常规行为。裴楷吊唁阮籍母亲，阮籍不以礼法相待，裴楷丝毫不介意。可嵇康遇到的是钟会，他这类人心狭隘，最善记仇，也善于叛变。也只有小人，一旦自己得势，便会想着背叛他的主子取而代之了。所以刘禅的西蜀被灭、钟会在进入成都之后，手上掌握了大量军队，就想着起兵反叛司马昭，要自立门户了，可怜却死于军变之中，窝囊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是另一段典故，不提也罢。
嵇康的死，案子里有个人物叫吕安。这个人和嵇康要好，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吕安也是因为他哥哥才认识的嵇康。嵇康一辈子最大的不慎，就在于这一次的交友不慎，交上了吕巽这个朋友。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竟把她给强奸了，后来还诬告吕安不孝，嵇康侠义心肠，为吕安不平，终于招致无端被捕入狱，及至被杀害。事实上，嵇康一辈子除了给山涛写过“绝交信”外，还有一次绝交信，就是写给这个吕巽的，只不过这个吕巽是小人，也没什么知名度，所以这封绝交信不太为人所提罢了——但这是一次真绝交，因为嵇康痛恨吕巽的言而无信，在信中直言“绝交”、“恨恨”——“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嵇康白。”（《嵇中散集卷第二·与吕长悌绝交书一首）实际的过程和剧情演变，自然会复杂一些，刘强《竹林七贤》书中对此一节，有较详细的考证与记叙，颇可一看。总而言之，无辜的嵇康因吕安一案受牵连，最终无端被杀害这一基本史实，学界好像基本也没什么争议。这一案情在《三国志》中，也被简单记载了下来：“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倍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钟会正是借助吕安案件，用他的“精练有才辩”，上纲上线，借司马昭之手，杀害了嵇康，报了他被轻慢的仇。特别是钟会说“嵇康是卧龙”，触动了司马昭最后的杀机，毕竟，嵇康之前不但拒绝了山涛的任官邀请、还写了一封绝交信，这已经让司马昭十分恼火——这不是嵇康摆明了不愿为他司马昭效命吗？“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三国志·王粲传》）司马昭当然也不是心胸宽广之人，在他紧锣密鼓地准备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怎么能容得下对他潜在的威胁呢。只不过，他最初可能也并不觉得嵇康对他是个威胁，虽然嵇康是曹魏宗亲，但并不参与政治，不过是个爱谈玄爱弹琴吟诗的名士罢了，那个时代的名士多了去了；如果司马昭要杀，为何不将阮籍他们也一块杀了呢？杀光了名士，他的天下还像话吗。所以，钟会那三寸不烂之舌一步步的上纲上线，才是导致嵇康被害的罪魁祸首。
一代风流人物嵇康，就这样被无端地送上了断头台。谁都知道，他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死，是因为有人想要他死而死。
行刑的那天，太学生三千人前去请愿——嵇康在太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名望——要求释放嵇康，当他们的老师。司马昭没有同意。嵇康知道自己不可免死，遂走上刑台，环顾四周，请求最后再弹奏一次《广陵散》曲。弹完琴后，嵇康感慨地说，从前袁孝尼曾想跟他学习《广陵散》，他却因吝惜固守而不曾教，没想到今天《广陵散》曲会成为绝响。最后，话音落地而人头亦随之落地。嵇康死的时候还不满四十岁，《广陵散》从此无人会弹，就此失传了。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晋书·嵇康传》）
嵇康的死，让海内之士无不悲痛。看看这个司马昭，此刻甚至也开悔恨杀死嵇康了。
关于这首《广陵散》的来历，《晋书》上的记载，甚至有些神话色彩，“初，康尝游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这个神秘古人教会了嵇康弹《广陵散》，并要求嵇康不再外传，这，或许也是为广陵散的失传，做一个美丽的注脚吧。
嵇康的死，是一次令人悲愤却又无比美丽动人的事件。他以一曲《广陵散》绝响，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次意外而永不可磨灭的“死亡美学”。嵇康是一个精神人格上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他才气卓绝，性质自然，侠义心肠，刚正不阿，是个真正的君子。这样的君子人物，在某些微妙的时代里，将会更加让人怀念。嵇康的《广陵散》虽然失传，但却成了我们心中的珍贵文化和精神遗产。
-by 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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