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全文9100余字,深度原创。竹林七贤当中,吾所最钟意者,便是嵇康。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世称嵇中散,三国曹魏时期名士。嵇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后人津津乐道于魏晋风度的时候,他是无论怎样都绕不过去的。嵇康是一个诗人、文学家,也是一名音乐家,也被人称为思想家,他也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最主要人物。当然,在我看来,我们也不要轻易忘了他的铁匠的身份。
嵇康无疑是整个魏晋时期影响深远的风流人物。如今的中国人,还有几个对历史有所兴趣的不曾听说过魏晋风度和竹林七贤呢?哪怕只是懵懵懂懂,说不定我们的内心就像一块铁一样,或多或少地就被它们的磁力吸引了过去。竹林七贤的故事很难复制,这是中国文人聚众交游史的一座高峰,另一座高峰则是盛唐时期的饮中八仙;相比较而言,竹林七贤无疑更具有精神内涵和文化标识意义——七贤是一种精神的探索和对一个时代某些方面的反抗,是一次人文精神的特立独行,八仙则是难得的升平年代的享乐。
历朝历代,朝政黑暗并不是只有动荡的魏晋时期。事实上,尽管政治上动荡、权力争夺激烈,但在思想文化上,这甚至是一个繁荣的时期,价值多元,思想活跃。这样的历史面貌,在魏晋以前的历史中也出现过,就是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站在时间长河的一端,当历史更多被用来怀念的时候,就更加说明现实的某些无奈了。
一
我们讲到嵇康,自然是绕不过竹林七贤的。竹林七贤是一次伟大的主张自由和自然的人文精神行为实践,而嵇康则是竹林七贤中的最主要人物。这也是历史上对竹林七贤不同人物重要性评判的绝大多数观点。为什么是嵇康呢?人物形象、人格魅力、才学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吧,《晋书》中的嵇康人物形象是这样的:“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嵇康是七人之中,是相对更近乎完美的人物,而其他诸人,或多或少有明显的瑕疵甚至污点。
盛唐时李白张旭等“饮中八仙”这一名称,我们一般因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首诗而知。而关于竹林七贤这一名称的由来,广为人知的记载是《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任诞第二十三条: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 陈留阮咸、 河内向秀、 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是一部著名的笔记体著作,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虽不是史书,但也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所以书中所载轶事也常被引用。鉴于这本书的影响力,竹林七贤这一名称的得以普及,或许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但竹林七贤的最初提出时间肯定还要早,比如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就有关于七贤的记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灵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王粲传》)
刘强《竹林七贤》一书认为,最早明确提出“竹林七贤”这一命名的,是东晋画家、隐士戴逵的《竹林七贤论》。这些都是学术上的考证,考证当然有一定严肃性,甚至包括虽然称之为竹林七贤,但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那一片竹林的问题——虽然后世的不少画家,包括知名画家如赵孟頫、仇英等,在他们的《竹林七贤》画作中,基本都是七贤游于一片竹林之下的画面。其实对一般读者而言,我们需要知道的核心无非是,竹林七贤实在是历史上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个名化名称,这七贤所指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常相聚在一起,为的是弹琴赋诗、饮酒长啸,或者率性清谈,蔑视礼法,被称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世说新语》中,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有将近20条,可见“竹林七贤”在《世说新语》成书之前,已经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群体。而在我们今天看来,竹林七贤更多已经是一个文化和人文精神符号,这个符号特立独行,追求内心的自由,“越名教而任自然。”
或许嵇康传世的一段文字,可以归纳“竹林七贤”人文精神的内涵:“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嵇中散集·卷第六释私论)
嵇康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思想,这句话在后世被广泛引用,也可以说是个哲学层面的问题。他说的这段话的大意是,被称为君子的人,是心里不在乎是非、而行为却又不违反道的人。因为气静神安的人,心里不会去故作高尚;心胸旷达的人,感情不会被欲望所约束。心里不故作高尚,所以能超越所谓的礼教教化而任其自然;感情不被欲望所拘束,所以能审视贵贱之分而明白事物的道理。
嵇康虽然不愿为礼教纲常所束缚,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所说的道,或者说道义,自然而然的道义公平。看这段文字、仔细揣摩嵇康的这段文字,其表达的思想,是不是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提出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点类似呢?越名教,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但“自然”这把枷锁始终在那里。
竹林七贤当中,以山涛(205—283)年龄最长,阮籍(210-263)次之,而嵇康排行老三或老四,王戎(234—305)则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比山涛小29岁,比阮籍小24岁,比嵇康也将近小了10岁。所以,山涛是老大哥,他比嵇康大十八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只是嵇康虽然年龄小,但他的人格魅力却让他成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这七个人年龄殊异,又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并非近邻,究竟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在竹林之下交游起来的呢?或许是缘份使然,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否则历史上将失去一个多么有意味的人物群体。这个群体,他们自然有着强烈的共性,比如都爱喝酒,但毕竟是七个人,每个人自然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也不会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否则离他们所追求的初衷,岂不是背道而弛么?甚至可以说,七个人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分歧也开始逐渐显示出来,并进而导致了矛盾的暴发。
这其中让人伤心而又为人所称道的,便是嵇康与山涛的所谓绝交。为什么我说是所谓绝交呢?一方面,这桩绝交已经成为——也算是“约定俗成”的著名“绝交公案”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从嵇康那封信的字里行间去推敲,恐怕真正的绝交是谈不上的,这封信的内容,无非是嵇康列举了若干理由,自贬自说,陈述不想去当官的原因,以及自己余生的志愿,“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个志愿毕竟也十分符合嵇康的为人所追求;何况,嵇康在被杀之前,还将自己十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照顾——这又是一桩史实——那么,这里头就不是真绝交那么简单了。真相如何,后人无从完全复原,但是这一绝交一托孤,确实是在后世之人的心灵上,激荡起了难以平静的浪花。其实嵇康和山涛间的矛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作为老大哥的山涛,成了效力司马昭的人,受了司马昭的官职,他劝嵇康出仕当官而嵇康拒绝,往大了说,是嵇康不愿事从司马昭、是一种对强权的抵抗态度;往小了说,是嵇康不愿再做官、喜欢不受约束的生活,或者说已经归心于隐居生活——事实上,嵇康那信绝交信的着力点正是后者,他不至于刚烈到要公开说“打倒司马昭”。这就是人各有志了,即使是朋友亦不能勉强。嵇康已经表明了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态度,只是政治还是不愿放过他。
嵇康与七贤之中老大哥山涛之间的这桩绝交公案,确实是七贤交往中最让人感慨的了。
七贤之中,一般公认嵇康、阮籍和山涛是三个核心人物,而就知名度和人物精神个性而言,阮籍无疑是嵇康之外的第二人,甚至典故逸闻方面他还更多一些。比如他的青白眼,就是一例著名的典故,“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意思是说,阮籍见了不喜欢不欢迎的人,就翻白眼对待,见了喜欢欣赏的人,则以青眼对待。据说这也是“青睐有加”这个成语的来历。
阮籍的诗,很有他自己的特色,他写了将近一百首《咏怀》诗,其中四言十三首,五言诗八十二首,而五言诗更为出色。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便是他的五言《咏怀》第一首。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五言诗语言畅晓明白,意境情感丰富,颇有唐诗风范了。
阮籍在当时还以喝酒和不拘常礼著名。比如有一则阮籍丧母的典故,“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意思是指阮籍母亲去世,有个叫裴楷的人前去吊唁,当时阮籍刚喝醉了酒,披头散发地坐着也没有哭。裴楷也不管不顾,到了之后哭吊完毕便自行离去。有人问裴楷,凡是吊唁,都是主人家哭了之后客人才行哭吊礼,既然阮籍没哭,你为何还哭呢?裴楷说,阮籍不是世俗之人,所以可不必以礼制对待。这则典故就反映了阮籍非同寻常的个性。另外他的醉酒也是非常有名,这则典故里,母丧之时还喝醉酒,完全是超越了常礼;不过阮籍其实是个孝子,“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三国志·王粲传》)写正史的人在这点上,也是做了肯定,认为阮籍为人心胸旷达不拘常礼,但生性非常孝顺,服丧期间虽不遵循礼制约束,却因哀毁过度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阮籍经常借喝醉酒避开他不喜欢的人或事,而且一醉能醉好多天。酒是竹林七贤的密友。除了阮籍喝酒有名外,刘伶也是个醉酒大师,他最有名的喝酒典故是“死便埋我”,乘车外出时带一壶酒,让随从扛一把锄头,交待说若他喝酒喝死了把他就地埋了就行。“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名士传》)
酒甚至是名士们的不可或缺之物。《世说新语》中便有一则关于名士的定义,“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痛快喝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做名士,这固然有夸张调侃的成份,但也说明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酒对名士意味着什么。
七贤当中,另外两名尚未提到的名士,分别是向秀和阮咸。向秀注《庄子》很有名,曾和嵇康一起打铁;阮咸是阮籍哥哥的儿子,也和嵇康一样妙解音律,不过他善长的乐器是琵琶。七人在正史《晋书》中都有列传,他们每个人最终的命运也殊不相同,嵇康最早死,死得悲壮,他死后第二年,阮籍也郁郁而终,活了五十四岁;山涛和王戎,都官运亨通官至高位。山涛出身贫苦,人到中年才出仕当官,酒量很大,饮酒八斗方醉,七十九岁才因病而亡,史书上说他是个清廉好官,做了高官之后,也仍然俭约;王戎晚年性情大变,在史书上成了个吝啬鬼形象,活了七十二岁,自然寿终;阮咸、向秀、刘伶也出仕当官,官运却一般,都是寿终而亡。
竹林七贤当中,人物形象最饱满、引起共情最多的当然是嵇康和阮籍了,这一点,想来竹林七贤的追慕者和研究者们应该都不会有疑义吧。
二
正史为嵇康个人单独列传,见于唐人房玄龄等编著的《晋书》中。但事实上嵇康非晋人,他死的时候,司马家族尚未称帝、西晋政权还不曾建立。不过后人习惯将魏晋时期合二为一并称。所以有魏晋风度之说,却没有西晋或东晋风度之说。
在另一部正史《三国志》中,嵇康的传记是并在了《王粲传》当中。 两部史书对嵇康的人物形象,都给了不少美好的词语形容:“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这些记载表明,嵇康仪表不凡、身材健美,是个美男子,但却不修边幅;喜欢读《老子》、《庄子》,又有侠客的个性;心胸旷达,不守常礼,不受礼制约束;学识广博,性格恬静,淡泊名利;喜欢服食丹药,还经常上山采药;擅长文辞,是个文学家、诗人;又精通琴音,抱琴而弹,看起来就像一个神仙。
嵇康还是个养生专家,著有《养生论》传世;当然,身材健美的他还有个特别的爱好: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鍜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晋书》)。设想一下,一个身材健美的精壮男子,在夏天的柳树之下,光着上身挥动手臂、身上布满汗珠,随着他手臂的上下挥动,传来有规律的铁器的撞击之声——这幅画面是不是特别有美感?打铁光有气力是不够的,也需要性情灵巧,非笨拙之人所能胜任。当然嵇康的打铁,不仅仅是爱好,贫困的时候也是他谋生的技能。总之,铁匠的形象是健美、健康、有力量,历史上同时作为一名铁匠的文化名人,恐怕也只有嵇康一人了吧(向秀算铁匠的帮手)。
如此之多的优点集于一身,怪不得年龄比嵇康大的山涛和阮籍,也要为他所倾倒了。
嵇康曾经居贫,以打铁谋生。他后来与曹魏的宗室通婚,官拜中散大夫,对他的这段经历,我们感到好奇:与他通婚的究竟是何人?因为他的婚姻,毕竟与他后来的被杀害其实有着一种联系。卫绍生《竹林七贤研究》一书中认为,嵇康所娶是长乐亭主,是曹操的孙女。那么嵇康作为曹操的孙女婿,地位不可谓不显。奈何命运阴差阳错,曹室衰微,而司马昭之心已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正始诗歌 嵇康》一文中,引侯外庐先生的考证,“嵇康以前做过中散大夫的原因,是由于他与长乐亭主结婚之后,作为曹魏宗亲、皇亲国戚,当然得有一个官职了,所以就给了他一个中散大夫之职,不过这种官职是比较闲散的,对政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等到司马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嵇康便连这个闲官也不再做了。”不过,嵇康和这个长乐公主结为婚姻的故事细节,我们却不得而知了。婚姻的记录,似乎也向来不为史书所重视。
作为诗人,嵇康的诗作主要是四言诗,五言偏少。虽然后来随着诗歌的发展,四言诗最终为五言、七言所代替,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诗歌的源头《诗经》,收的绝大部分都是四言诗。所以嵇康的四言诗,和他之前曹操的四言诗一样,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扬。不过嵇康所在的曹魏时代,五言诗也开始得到大力的发展,阮籍的诗便是明证。至东晋陶渊明,我们看他虽然也还在写四言诗,但无疑五言诗是陶诗中的绝对主体。其实竹林七贤当中,能以诗文著称的,也就是嵇康和阮籍,后人也多有在两人之间论诗。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单就诗论,阮籍的诗毕竟五言为主,更易吟诵、接近今人的习惯,因而也更容易被接受。
嵇康诗在传世的《嵇中散集》中,有幽愤诗、述志诗、游仙诗、思亲诗、酒会诗及其他内容的诗等62首(赋不在内)。(《嵇中散集》卷第一 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他的诗最为人称道的是《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不乏丽句佳咏,如:
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佳人不在,能不永叹。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另外,“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幽愤诗》)等,亦可称佳咏之句。作为一名精通弹琴的音乐家,嵇康诗中,琴是时常出现的,他的手既弹琴,又写诗,兼打铁,真是完美的组合。他也为他的琴留下了一篇《琴赋》,在这篇赋中,琴是情操高雅之物:“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勌,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丽也……良质美手遇今世兮。”
即使我们读《琴赋》原文时懵懵懂懂,仍然会有“这真是一篇美文”的感觉。无怪乎史书说他“文辞壮丽”。琴声加持的嵇康,风度神采更加超绝拔众,又由于他蒙受无端陷害而又悲壮的死亡,为他自己也为竹林七贤这个群体,在后世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三
终是要谈到嵇康的死了,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悲壮而令人感慨的一幕。而嵇康的死,我们确切地知道,是无端地被陷害,是一步步莫名地踏进了死亡的陷阱之中。
他的死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司马昭要夺取曹魏政权的野心,二是司马昭心腹钟会对嵇康的构陷。前者可以说是“因公”,后者可以说是“因私”。这两个原因哪个更为主要呢?我认为是后者。钟会害嵇康,正好比公报私仇,公报私仇者,总有所谓的私仇在先,公是私的工具。甚至历史的发展轨迹,因公报私仇而发生的,案例可谓不胜枚举。可嵇康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怎么会和钟会结下梁子呢?因为钟会觉得自己被嵇康轻慢了。
这个过程《晋书》书上也记着,虽然简单,但脉落比较清晰。
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鍜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鍜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譛“康欲助母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意思是,嵇康贫居时曾经跟向秀一起在柳树下打铁,以此养活自己。颍川的钟会,是一名贵族公子,听说嵇康的名声,遂前往拜访。钟会到了之后,嵇康正好在打铁,不曾以礼相待,也没有招呼他,而是继续打铁。过了很久钟会待不住了,便要离去,嵇康这时候对他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你见到了什么而去?”钟会说:“我为听到应该听到的东西而来,见到所见的东西而去。”钟会由此就憎恨嵇康。到嵇康因一起民事案件被拘禁时,钟会便趁机对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让他腾飞。你无需忧虑天下,但要虑嵇康。”并进一步诬陷说:“嵇康要帮助毋丘俭,幸赖山涛不同意才未得逞。从前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的确是因为他们败坏时俗教化。所以圣贤除掉他们。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诋毁古代典法,不应当宽容他们,应当趁他们有过失而除掉他们,以淳正风俗。”司马昭既已亲信钟会,于是一并杀害了嵇康和吕安。
钟会有个为人称道的父亲,大书法家钟繇,可他却是个狭隘小人。嵇康虽然淡泊名利,但他又是个不拘礼法的名士,所以对待钟会来访的态度,即便有意为之,那也不过是常规行为。裴楷吊唁阮籍母亲,阮籍不以礼法相待,裴楷丝毫不介意。可嵇康遇到的是钟会,他这类人心狭隘,最善记仇,也善于叛变。也只有小人,一旦自己得势,便会想着背叛他的主子取而代之了。所以刘禅的西蜀被灭、钟会在进入成都之后,手上掌握了大量军队,就想着起兵反叛司马昭,要自立门户了,可怜却死于军变之中,窝囊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是另一段典故,不提也罢。
嵇康的死,案子里有个人物叫吕安。这个人和嵇康要好,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吕安也是因为他哥哥才认识的嵇康。嵇康一辈子最大的不慎,就在于这一次的交友不慎,交上了吕巽这个朋友。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竟把她给强奸了,后来还诬告吕安不孝,嵇康侠义心肠,为吕安不平,终于招致无端被捕入狱,及至被杀害。事实上,嵇康一辈子除了给山涛写过“绝交信”外,还有一次绝交信,就是写给这个吕巽的,只不过这个吕巽是小人,也没什么知名度,所以这封绝交信不太为人所提罢了——但这是一次真绝交,因为嵇康痛恨吕巽的言而无信,在信中直言“绝交”、“恨恨”——“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嵇康白。”(《嵇中散集卷第二·与吕长悌绝交书一首)实际的过程和剧情演变,自然会复杂一些,刘强《竹林七贤》书中对此一节,有较详细的考证与记叙,颇可一看。总而言之,无辜的嵇康因吕安一案受牵连,最终无端被杀害这一基本史实,学界好像基本也没什么争议。这一案情在《三国志》中,也被简单记载了下来:“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倍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钟会正是借助吕安案件,用他的“精练有才辩”,上纲上线,借司马昭之手,杀害了嵇康,报了他被轻慢的仇。特别是钟会说“嵇康是卧龙”,触动了司马昭最后的杀机,毕竟,嵇康之前不但拒绝了山涛的任官邀请、还写了一封绝交信,这已经让司马昭十分恼火——这不是嵇康摆明了不愿为他司马昭效命吗?“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三国志·王粲传》)司马昭当然也不是心胸宽广之人,在他紧锣密鼓地准备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怎么能容得下对他潜在的威胁呢。只不过,他最初可能也并不觉得嵇康对他是个威胁,虽然嵇康是曹魏宗亲,但并不参与政治,不过是个爱谈玄爱弹琴吟诗的名士罢了,那个时代的名士多了去了;如果司马昭要杀,为何不将阮籍他们也一块杀了呢?杀光了名士,他的天下还像话吗。所以,钟会那三寸不烂之舌一步步的上纲上线,才是导致嵇康被害的罪魁祸首。
一代风流人物嵇康,就这样被无端地送上了断头台。谁都知道,他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死,是因为有人想要他死而死。
行刑的那天,太学生三千人前去请愿——嵇康在太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名望——要求释放嵇康,当他们的老师。司马昭没有同意。嵇康知道自己不可免死,遂走上刑台,环顾四周,请求最后再弹奏一次《广陵散》曲。弹完琴后,嵇康感慨地说,从前袁孝尼曾想跟他学习《广陵散》,他却因吝惜固守而不曾教,没想到今天《广陵散》曲会成为绝响。最后,话音落地而人头亦随之落地。嵇康死的时候还不满四十岁,《广陵散》从此无人会弹,就此失传了。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晋书·嵇康传》)
嵇康的死,让海内之士无不悲痛。看看这个司马昭,此刻甚至也开悔恨杀死嵇康了。
关于这首《广陵散》的来历,《晋书》上的记载,甚至有些神话色彩,“初,康尝游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这个神秘古人教会了嵇康弹《广陵散》,并要求嵇康不再外传,这,或许也是为广陵散的失传,做一个美丽的注脚吧。
嵇康的死,是一次令人悲愤却又无比美丽动人的事件。他以一曲《广陵散》绝响,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次意外而永不可磨灭的“死亡美学”。嵇康是一个精神人格上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他才气卓绝,性质自然,侠义心肠,刚正不阿,是个真正的君子。这样的君子人物,在某些微妙的时代里,将会更加让人怀念。嵇康的《广陵散》虽然失传,但却成了我们心中的珍贵文化和精神遗产。
-by 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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