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记

注:一篇旧文 ,在老的Blog上贴过,奈何老Blog早没了,这旧文读着倒自觉还有些意思。前几年,我也曾当过房东,然而我是一个好房东。

虽然自去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呼声很高,但房价依旧一路攀升。就拿杭州来说吧,我离开杭州外出旅行一个月,刚一回来朋友就对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杭州的房价又猛涨了一轮,五六万一平米的房子在市区都为数不少了。惊了我一跳。

其实我早已无力关心房价多少了。这些年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租房,却也经历、目睹了的一些房子有关的辛酸或啼笑谐非事。

譬如有一次我找房子,房东太太问我在哪工作,我就如实说我在某报社工作。不曾想这房东太太听了我的话,竟立刻在电话里训斥起我来,说她认识的在该报工作的人都很有钱,怎么可能租房住;然后她一口咬定我是骗子。我被她说得惊呆了,等我想到要反驳她的时候,她已经挂了电话。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有钱人”,这次却以这样的方式被人当作一个“有钱人”,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类似的事也不总是只发生在我身上。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公司从杭州的西边搬到了南边,由于员工人数众多,且多数是“租房客”,这下公司附近的那些房东们可高兴了。本来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但房东们早早地就联合了起来,集体涨租金,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房东们胜利了。为了庆祝胜利,有一个小区在门口还挂起了彩带横幅,上写“欢迎某公司员工入住本区”的大字,弄得喜气洋洋。房东们兴高彩烈了,那些远道而来的租客们却满肚子郁闷,明明知道是集体挨宰,却也无可奈何。

房东们总是很精明,讲利益的时候是决不会顾及人情关系的。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年初的时候租的房子要到期了,房东太太打电话给他,绕来绕去才委婉地表示出了房租要涨的意思。我那朋友特别生气,因为他是她非常好的一个老房客。为了这份“气不过”,他决定不再续租。最后他果然没有续租,但新租的房子价格比之前的贵了好几百。“钱是身外之物”,他说。但若不是有心底的那股子“意气”,谁能轻易说得出“钱是身外之物”呢?就算说出来,恐怕也是辛酸语吧。

你看,房东太太先生们才不会说“钱是身外之物”呢;真正的有钱人也不会说。

余生会否有诗意

曾几何时,农村的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就是通过读书考试“跳出农门”。如果从2024年往回数,这段历史离开我们也并不久远,不过二三十年罢了。

比如在1990年代,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中最优秀的孩子,往往选择考中专,而不是选择考高中、然后考大学这条路。最主要的原因是,彼时只要考上中专,就意味着有工作分配,并且将一改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一个“居民”,拥有城里人的身份。当然,那时候的大学录取比例也非常低,与其把不确定性放在三年后的高考,不如早一些锁定确定性,毕竟,农村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读书也不容易,多上三四年学,就意味着增加三四年的成本。所以,一旦高考失利,意味着高中三年的努力付水东流,因为高中生毕业后的境遇,是农民的仍然是农民。

为什么那些年农村的孩子,这么渴望跳出农门呢?

是农民,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分配轮到自己头上,只能回到农村,以没有前途的务农为生。当然,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增加,给考不上中专和大学的农村青年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务农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尽管没有彻底摆脱早出晚归、弯腰躬背的田间劳作生活,但毕竟不用完全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一年到头被拴在土地上不得离开。

但回到农村,终究是“失败者”的下场,农村并不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并没有诗情和画意。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鸿沟还是那么明显,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和居民,似乎是两种人类标签。生活在农村,就意味着经常会遭遇停电,有的偏远农村可能到1980年代甚至还没有通电,点煤油灯照明是那时候的常态。在农村,路上没有路灯,晚上出门不便;家里也没有抽水马桶,大小便都在两个大木桶里进行,要时不时挑着出粪,现在若看见,一定觉得恶心而又肮脏。农村里也没有其他基础设施,言而总之,全显着落后。

而所有这一切,农村孩子对于自己农民身份的改变是最迫切的,他们知道,只有自己跳出了农门,才能避免像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感觉低人一等。一切的努力,最大的动力,就是要成为城里人,获得城里人的身份。

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无比渴望离开农村,这就是农村孩子读书就学曾经的基本心态。身份的改变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本质上,农村孩子通过读书考试跳出农门,和科举时代读书人希望通过科举进仕的心态并无两样——相同点也很明显,除了考试,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后来,情况稍微有了点变化,也许是199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我记得当时出了一个政策,将“居民”身份当作商品销售,只要出一万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居民户口、摆脱农民的身份。我老家村里的一个姑娘,还真凑齐了一万元钱,买了一个居民户口,并最终得到了一份农村信用社里的工作。要知道,一万元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万元户”曾经是有钱人的象征。一个村里要是出了一家“万元户”,那可是一件让人十分羡慕的事。为什么那么珍贵的居民身份,竟然拿来卖钱了呢?其实是时代即将发生改变的前奏,就像“万元户”即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一样。

剧变终于开始发生。一场新的改革兴起,1990年代开始出现下岗工人,很多人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村里那个花了一万元买了居民身份的邻居,她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原来是卷进了一场时代洪流里。

谁又能想到呢?再后来的后来,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些人却要想方设法保留自己在农村的户籍。甚至有些老家在农村、户籍已经转到城里的“新城里人”,也想着法子想要把户籍迁回到农村。

但是,时代的车轮往哪个方向前进,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看清楚。

夏天对于命运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关系着农村孩子人生命运的中考、高考,都在夏天进行。

1997年的夏天,终于我也迎来了“跳出农门”的关键时刻——高考。十年寒窗苦读,成败就取决于几场关键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满心向往着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结果却发现自己考试发挥欠佳,于是考试才刚结束,我就陷入了焦虑之中。

但不管怎样,我必须得离开学校了。我从镇上的中学回到了农村,接下来我能做的,只有在焦虑中等待考试结果。想到考试前的那些豪言壮语,以及对家里人许下的一定考上大学的保证,我的焦虑进一步加深了——倘若考不上大学,难道要复习一年再考?这是我万万不愿意的;或者竟要在我出生的偏僻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了?

七月真是一个残酷的季节,炎热的天气,焦虑的等待,不确定的未来——我在炎热的七月午后,曾经一个人有事没事地跑到村口眺望,或者坐在村口池塘前的石阶上胡思乱想、发呆。

不过农村里的农忙季节——“双抢”也开始了,这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碌、最累的时候——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播种晚稻,而且那时候讲究的是“精耕细作”,从播种到收割,要经过好多道程序。又因为正值七月,天气炎热,所以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为了赶凉爽,经常很早就得起床,然后傍晚三四点再出门,天黑时回家,以避开最热的中午时分。

记忆里打我能干活起,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在田里帮父母一起“双抢”。1997年的夏天自然也不例外——在命运宣布我“跳出农门”之前,我和所有其他务农的农村孩子并无两样——清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我们就走向田野,在一片水稻田里,挽起裤脚、挥动镰刀,然后打下一粒粒谷子;中午时分,天气实在太热,就先回家吃午饭。午饭通常很简单,有时甚至没有菜可吃,于是就在米饭里伴点猪油,撒点盐,捏成一个饭团将着着就吃了,好在这样的饭团,倒也入胃,填饱肚子不成问题。饭后,在门外的阵阵知了声中,倒是可以先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待太阳稍微西去之后,再戴起草帽,重新走向田野。水稻田里一天的农活干下来,弄得浑身泥泞,手臂上被水稻叶子割出一道道伤痕来;衣服,自然是已经全部湿透。而且这些活,全凭着一双手一双脚,没有半点机械的帮助,是纯体力的活。“面朝稻田背朝天”,打完了稻谷,还要用一双肉肩将谷子一担一担地从田头,步行着挑回到家里。

在水稻田里干活,有时候可以抓到一两条黄鳝,这是运气好的时候,晚上至少有了一顿改善的伙食。其实那时候的田里,黄鳝并不少,只是这小东西太滑太溜,要抓到可不容易。

1997年的夏天是我记忆里最后一个与父母一起农忙的夏天。白天的农忙之后,夜晚却有难得的享受。其实农村里的夏夜是那样迷人——傍晚时分,泼上冰凉的井水在地上给地面降温,入夜后搬一张竹榻到院子里,躺着,抬头便是满天的繁星,天空高大明净,而大人们则坐在竹椅上纳凉,翘着二郎腿,手里摇着把蒲扇,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有时候凉爽的风会从遥远的地方吹来,风中传来水稻田里的阵阵蛙叫声;又有时候,走出院子,到村口的小路上散个步,而荧火虫就在那里飞来飞去,有时路边还会盘着一条大蛇,似乎也在那纳凉,一动不动。夜晚的山村,有声音但没有噪音,又偶尔有几声犬叫,宁静又安详。

所以,如果静下心来,农村生活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1997年的夏天,农忙生活减轻了我对考试成绩等待的焦虑,直到有一天,报纸上登出了浙江省的高考成绩——在密密码码的考生名单中,我发现了自己,成绩与之前估算的非常接近,那么接下来就看之前填报志愿的运气了。后来我庆幸自己挑了一所并不十分热门的学校,而且是在遥远寒冷的哈尔滨。大概是少了竞争者的关系,使得我被顺利录取。

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我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暑假也就快要结束了。虽然不能去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但毕竟我要去的城市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我对远方充满期待。这或许和我之前从未出过远门有点关系——在上大学之前,除了上学时要寄宿在县城,其余时光都在乡村度过;或许少年时代轻吟浅唱过的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也曾经在无形中影响过自己吧。

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些北方的乡野,与我的家乡是那样不同——玉米地一望无际,而附近却见不着一个村庄;见到了村庄,那些房子大都是一层楼的低矮房子,稀疏地分散着,和江南的农村面貌大不相同。我知道,不但南方的夏天的确离我远去了,火车载着离去的,还有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也曾经意气风发、志向勃勃。但是若干年以后呢?譬如现在,我对世界的看法,对志向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从过去一心想着“跳出农门”、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到如今却是一心向往着乡村,渴望有一天能够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生活。然而,城市已经成了衣食父母,想离开的时候,却已经难以离开了。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与时间成为历史的速度正越来越成正比化——比如一年以前的事,现在甚至都可以称为历史了;若干年后,也许人们将对昨天都充满疑问,昨天将成为今天的历史。当年横在眼前的那道农门,终于是被你跳出了,然而夏夜的星空,宁静清爽的空气,荧火虫的微光——这些难道竟能在城市里找到吗?而从“下岗”到“失业”,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国家,都不再显得温情脉脉,你在城市里的生存压力,只有你自己来承担、自己接受生存压力的逼迫——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出身、尚未在城市里立稳足跟的“新城里人”来说,这种感觉尤甚。

这时候,或者将来,我们又能否在我们出生的村庄安度晚年,看夕阳西下时,让余生终于有了诗意?

-by 冯子明

冬日絮语

A man alone on Earth looking up at the universe

空气中立下了冬日的阳光

我心里埋下了春天的种子

我们不能在夜幕降临时

为清晨的阳光愁眉苦脸

不要忘记孟子说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你也可以是那位斯人

星星允许我去探索她

并且令我刹那间永恒

在雨后的麦地里

浪漫主义并没有死亡

我的心掰成了两半

一半给你 一半给我

上帝在宇宙中微笑

为了一颗心渺小到无穷小

却想理解大到无穷大的宇宙

即使世界被一分为二

也不要拒绝

一条修炼成妖的白蛇

对你炽热的爱

只要洗干净

他并不介意吻你的秘密

爱圣女 也爱尘世中的女子

你的高尚使我崇敬

她的狂野却使我被征服

-by 冯子明

读书录第十九辑

192.冯友兰谓人生有四层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分别对应一般人、贤人、圣人。又谓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人生了解的程度,了解愈多,则人生愈有意义。我认为似乎说反了,了解愈多,则对人生愈多思考与困惑,对意义的疑问也愈多;譬如知识越多,越认为自己所知太少。人生的境界,也非数学推理一般,层层递进。从原点出发,也许又回到原点的自然境界,或许才是最高境界。

193.梭罗只活了46岁,在瓦尔登湖畔,他也就住了两年。两年的孤独隐居,他也并没有切断与社会和人间的联系,这是实验性的两年,而孤独是他自我认知的一种手段。他对政府的观点,接近于老子的无为思想——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194.尝见史学家陈寅格《柳如是别传》一书,洋洋洒洒八十多万字巨著,一人之传记,文字体量甚至超过了《红楼梦》。然不知何故,读意阑珊,未求翻阅。是为一记。

195.1866年,对世界毫无影响力的日本,还处于中世纪的发展阶段,1899年就已经完全西化(当时的现代化),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这个过程仅用了33年,怎么不令它的东方大国邻居汗颜呢。日本的崛起,在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中,是一桩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诚然如斯。

196.读卢敦基《好书纷纷入眼来》,有个故事颇有意思,说的是美国家庭主妇妮娜,在一年时间里,坚持每天读一本书,而且还写一篇书评。妮娜因这个坚持行为,竟彻底治好了自己的心灵创伤。看来,坚持和重启一样,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比如电脑遇到故障,大部分时候,只需重启就能解决。很遗憾自己在有些应该坚持的事上,没有做到坚持。

197.老舍小说《牛天赐传》,似乎不为人注意,也许真比骆驼好。给小人物立传,写牛老太死前死后,颇为动人。写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妇,在家门口捡到一个男弃婴,这弃婴一辈子的故事。这种事,以前在我老家农村就有发生,不过一般扔的是女婴,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就是在她家门口,捡了个别人扔的女婴,可把只有一个儿子的她高兴坏了。

198.冯至散文集《山水》里读到一节,读之忍俊不禁:一个苏联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这让冯至感到愕然,哈哈哈。冯至的散文挺好,不比他的诗差,是一个被忽略的散文家,只可惜写得不多。这个集子里的散文,篇幅都比较长,属于时下流行的“大散文”。

199. 又,冯至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颇喜欢这句——-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这句话前面的画面是这样的: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麴从杂草中露出头来。

200. 史学家许倬云说中国人的愿望,世俗、似易实难。又说他自己有素心五愿——不求是贵、少病是寿、够用是富、无欲是福、感激是喜。说的甚是。但唯“够用”这条,于我们一般人最难,因中国人总是忧心焦虑,对未来缺少乐观和确定,随时可能陷入人生的大困境中,根本不知什么是够用。

-by 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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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一九九七

写了一篇尔滨赋,又续为本篇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年中国发生了一些大事。当然,这是一句废话,哪一年不会发生一些大事呢?只不过这一年,对于我这个微观个体来说,也是颇值得纪念的一年,因而对这一年也多了些记忆。

对国家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应该就是香港回归了。在香港回归的前几年,女歌手艾敬的一首歌《一九九七》可以说传遍了大街小巷,里面有一句词就是和香港回归有关:“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了。”香港回归的时候,正逢高考前夕,那一年的语文考题,似乎和香港回归也没什么关联。香港回归后的下一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生了“著名”的九八年抗洪事件,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其实在我们那所小县城,一九九七年也发生了大洪水,高考刚一结束,江水就漫上来涌进了县城,我就读的高中,操场上积水深度可能达到了两米,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游泳池;走在街上,积水也都能够漫过膝盖。

和香港回归有关的大事,是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份的逝世。历史的轨迹,偶然性在于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凭一己之力,将一个国家带入或暗或明的道路。很多中国人感谢邓小平的理由也很简单。对于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有幸和邓小平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过,所以他们拥有和父母辈不一样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此外,一九九七也就是在平静中度过。时代的列车,也在平稳中驶向了未来。然而,对于宏观叙事背景下的未来,离一个农村少年似乎太遥远了。他全力关心着自己人生轨迹可能发生的变化——要么当一个农民、务农为生,要么有机会离开脚下的田地,走向城市。他记得有一位长者语重心长地说过,“农村里的确是广阔天地,但很难有作为。”这番话比任何激励都有用。少年想起那首听过的歌《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早已在少年的心底生了根。少年想着有一天甚至也要像艾敬那样,要去香港看一看,如果在农村,还有希望吗——一九九七年,在少年的心里,香港就是世界的代名词。那个遥不可及的世界,在一九九七年打开了一扇门。

然而作为少年的我,在一九九七年夏天快要结束时,要去的是一个遥远的北国城市。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在田地里帮着父母干插秧、收割稻谷这些农活。生在南方农村的我,见惯的是水稻田里的精耕细作,打我有力气时,就是父母干农活的帮手。一九九七年夏天即将结束,我坐上火车去了哈尔滨,开始大学生涯。由于路途遥远,大学期间的暑假,我都是留在学校里度过。有一年暑假,得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还有一年的暑假,我租了一台便宜的386台式电脑,苦练五笔字型,终于在那个暑假结束时,熟练地掌握了五笔字型打字,并一直使用至今。

说到电脑,那还真是个值得一提的年代。对于农村出去的我们来说,一般都要到大学里才有机会第一次接触电脑,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被电子产品包围的环境中。一九九七年的电脑,主流还是386、486、586这些台式机,数值越大,表示性能越强;电脑的硬盘容量,可能也就几十个M而已。学生能够接触到电脑的地方,一是学校的机房,二是网吧。网吧这样事物,可能还要稍晚些才出现。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是,在整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我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之一。我之所以能较早接触互联网,缘于我对外面世界的阅读——对于某些大学课程,我并不是一个乖乖地听老师上课的学生,时常逃离课堂,去图书馆阅读那些新鲜的报刊杂志。我知道了同城的另一所著名高校,率先开通了可以上网的机房并对外开放,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去看看互联网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我就读的本校,却是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都还没有。

我打开了那些缓慢的网页,见到了一个新奇接触世界的方式。和早期接触互联网的人一样,我申请了电子邮箱,给陌生人写邮件,然后时刻牵挂着邮箱里有没有收到回邮。为了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我甚至还自学了网页源代码,通过写代码的方式,在当时的首都在线网站,建起了自己简单的个人站点。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充满了求知欲和学习动能的岁月。一切都很朴素,但很美好。

或许我应该描述一下始于一九九七年的我的哈尔滨。20多年过去了,我不曾回到过这座城市,不知道这座城市有了怎样的变化。但是记录下一座城市20多年前的大致面貌,是不是也有点小意思?

一九九七年夏天结束前,我坐上了生平坐过的第一列火车。K58次火车载着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南方村庄,驶向了两千多公里外的北国冰城。火车上人满为患,我几乎是一路“站”着到了哈尔滨,过程虽然有些悲惨,回忆却足可珍贵。在接近哈尔滨的东北大地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玉米地一望无际的北方乡野,与我的家乡是那样不同。

而那个遥远的北国冰城,是我人生旅程中独特而又重要的一站,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这座本来与我毫无关联的尔冰之城。

那里的冬天。冬天足以显着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南方的差别,不会融化的冰,粉厚的雪,从浴室出来后即刻被冻住的头发,这一切,都让人感觉惊奇。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只要出门时穿护得当,原来并不可怕,冰天雪地里吃一串冰糖葫芦,又是多么惬意而浪漫。一场毛毛雪,几个艳阳天,如果有一个城市能够让南方和北方相遇,那就是哈尔滨。

那里的冰。南方的冰,并不是每一个冬天都有,而且,通常是水面上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不多久便化了。哈尔滨的冰,让我这个南方人开了大大的眼界,大块的、厚厚的冰,就像晶莹剔透的巨大砖块,真是寒冷天气赐予的礼物。在雕刻家的手下,冰块简直有了魔法——我第一次在哈尔滨冬天街头见到的冰雕,不但形状各异,而且色彩斑斓,令人叹为观止。然而那还是20多年前的冬天,如今哈尔滨的冰雕创作,想必是规模更为宏大、技巧更为惊人了吧?2023年的冬天,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突然火爆全国,实在是雪藏了多年后的厚积薄发。那般独特的冰的艺术,可不是艺术王国里的又一座宫殿么?

那里的街。中央大街,名闻遐迩,独特的建筑和路面,让整条街看起来本身就像是一件艺术品。在全国众多步行街中,中央大街的步行味道无疑最为醇厚。尤其人少时候的夜晚,漫步于大街,更觉为一种风情包围,无论是两边的建筑,还是偶尔碰到的在大街上献艺的歌手、演奏家,都为自己增添了一分置身于百年时光里岁月悠长的感觉。这种味道和感觉,在同为步行街的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是找不到的。

那里的江。五月的松花江,江面辽阔,露出水面的河床,长满了青草,仿佛草原一般,和江里的太阳岛一样,是野外休闲、约会的好去处。而雨水充沛、江水上涨的时候,松花江浩浩荡荡,一眼望过去,江面又像极了一片海。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恰遇雨水大爆发,我还特意跑到松花江边,看到江水上涨后的壮阔水面,印象深刻。

松花江边的公园,是一处静谧的所在,非常适合散步。而我,也正是在松花江边公园的某个台阶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献出了自己人生中的初吻。初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一棵大树底下,在傍晚的斜阳落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吻得悠长而忘情,而江边的行人亦很尊重一对青年男女情侣的接吻,没有任何打扰发生。

那时候的我们,有青春的狂野。可记得那个晚上,火车朝着我们驶来,而我们却在铁轨边上,卧着发生了彼此的第一次。我们兴奋而惶恐地卧倒在地上,当火车车头的灯光在我们头顶掠过时,我知道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中一段狂野而浪漫的旅程,要遇上合适的人、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机,甚至合适的空气才会发生。我们在哈尔滨的一段铁轨边上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不能不说是人生旅程中被无意安排的独特一晚。

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给我们安排的青春宴歌。

有人说,怀念一座城市,和这座城市无关。其实,终究还是有关的。这座城市留下了你的初恋和初吻,那这座城市在你的生命中注定就难以被忘怀,是你们自己的“爱情之都”——我倒以为,哈尔滨还真有成为“爱情之都”的先天条件呢,冰雪虽冷,却象征着纯洁,又足够浪漫多情,只是缺少几个著名的好故事罢了。好比杭州的“爱情之都”名号,大半原因乃是梁山泊祝英台的故事,以及许仙白娘子的故事发生在杭州。特别是许仙白娘子,人蛇相恋,又何尝不是一种狂野呢?

我们个体的记忆,以及时代的记忆,其实都很容易消失。我的一九九七和时代的一九九七永远不会回来了,虽然我意识到自己有时候竟怀念起一九九七,以及和一九九七有关联的那些夏天。

-by 冯子明

读书录第十八辑

184.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織”《《孟子•离娄下》),及“诛独夫”不是弑君等理论(《孟子•梁惠王下》,明太祖甚为不满,乃删节《孟子》章句。而朱子理学的人伦纲纪,都正符合专制政权要求的稳定秩序。因此,明代科举的考题及“标准答案”,都是依朱子诠释的理学系统。许倬云著《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对孟夫子,原来可以多一份理解。

185. 戴逸《清史三百年》,对袁世凯背叛,及光绪之死因,做了学术上的考证,细节处,挺丰富,史料及观点较为可信,光绪死因结论是确系被毒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簬,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186.惠特曼诗《一个女人在等我》,读来率真。好比那段高行健的“你想要一个女人”,令人神弛。

一个女人在等我

她样样都有,什么也不缺,但若缺了性,

或缺了合适男人的滋润,便缺了一切。

性,包含了一切,

肉体、灵魂、意义、证据、纯洁、精致、结局、宣告,

歌唱、命令、健康、骄傲、母性的神秘、影响深远的乳汁。

——这真是一首女人和性的赞歌。

187. 聂鲁达诗《我们还是错过了》,淡淡的忧伤。

我从我的窗口看到

落日于远山中狂欢。

188. 何忠礼《宋高宗新论》,对这位南宋的开国皇帝,史料研究颇深,值得一看。对“义理史观”,也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可赞。这位宋高宗赵构(1107—1187)活了81岁,是一名长寿帝王,在中国秦汉以降的四百余名帝王中,寿命之长仅次于梁武帝萧衍(464—549)和清乾隆帝弘历(1711—1799),位居第三。

189.闻一多有篇《泰果尔批评》文章,即泰果尔即泰戈尔,其中有个观点却是实话,“然而诗家底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没有情绪的诗,终究是差些感染;但并非只有情绪。

190.鲁米的诗《做面包》,原来可以这样写,让人忍俊不禁。的确,很多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到鲁米手里都成了诗。

“就在那一刻,他想要她!

而她也半推半就。

他们抱在一起,倒在地上。

你一定见过面包师揉面团的样子。

一开始,他轻轻揉捏,然后慢慢用力。

他会在案板上捶打。

面团在他的手掌下轻声呻吟。

……

要牢记,你做爱的方式,

就是真主会与你相处的方式。“

191.“一个人若总是讨好别人,甚至沦为他人的奴隶,他就会变得软弱、胆小、心脑狭隘,他懦弱的生活方式会让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日渐消退。”我们须牢记这样的话,这句话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讲了,讲的是人性的因果和处境问题。

-by 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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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出发

我们不能总是错过

一个又一个黄昏

如果你不吻我

那就让我吻你

//

然后让我告诉你

我们决不会将生命

囚禁于狭窄的道路

困缚于逼仄的空间

//

我们必要壮大生命

丰富生命的旅程

即使被置于悬涯之上

依然有一股热血滚烫

//

我会在春天等一朵花

在夏天走入一片茂林

如果在秋天一无所获

我会在冬天等一场雪

//

就让纷纷的大雪

下在你的两腿之间

让我跪倒在你胸前

乞求明天会更好一些

//

然后我将

继续在黄昏时出发

为了在那一天

不再总是错过黄昏

-by 冯子明

我们的出生往事

我们的出生往事

作为一个人,我们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因人而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关键是,你自己的答案能不能让你觉得自己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人生会少些烦恼,想不明白也没那么要紧,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从来不想这个问题的人,或许活得更好。

人生的意义,在我看来一是繁衍,二是留下点记忆。繁衍的基础自然是生育,但只是就整体而言,个体的选择不生育,我是支持的,因为这乃是一种天然的权力,而且我们永远不必担心因为部分个体的选择不生育,会导致人类整体的消亡;至于留下点记忆,我说的并非史书那种记忆,而是非常个体化的记忆,这种记忆可能只在小而短暂的时空内范围内存在。当然,也有可能你的记忆被后人发现,成了活泼生动的史料,也未尝不可能。

因为每一份这样的微观记忆,其实都是宏观背景下的记忆。

这种记忆很容易被抹去,但既然我已经认识到这是我的人生意义所在之一,不妨为自己设定的意义而努力一下,写几篇文字,如此而已。

那么也谈谈生育吧,却要先从“人”的定义谈起。关于“人”的定义,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教材里是这么说的:会制造并会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定义其实并非很经得起推敲,比如有些聪明的猴子,不但会制造简单的工具,也会使用工具。倒是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我是从哪看来的,或者竟是我自己的原创——人是四季皆有性欲的动物——坦白地讲,这句话用来作为人的定义可能更为准确。

我们且仔细在大脑里搜索一番看,除了人以外,自然界中可有哪一种动物,能够做到“四季皆有性欲”呢?没有。无论是从生活的常识经验,还是我们所看过的所有和生命有关的纪录片来看,只有人才能保持着“四季皆有性欲”的生命状态,而动物的性欲,则受特定季节交替变换的影响。“性行为”的方式,或许才真是人与动物最核心的区别?

因为性行为方式的区别,所以,人的生育也就与动物完全不同:人是一年四季皆可生育,而动物的生育却受性行为周期的支配。不过,生育的意识本能却是相同的,因为是本能,所以人不论贫富贵贱,通常都要生育;因为本能,一只海龟可以为了生育,而在海洋中迁徙上万里去往它的生育目的地。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感谢的还是本能;因为只有本能,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生育这条路上无怨无悔,不分天堂和地狱。本能这个东西,实在是造物主的一项伟大安排。

生育这件本能,也让我们亲见了时代的巨大变迁。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经历或者还在经历。譬如对于我而言,我是一枚庆幸的“计划生育”前下的蛋,“抢”了大时代来临前的“生育红利”。只是我对于我的生育经历,没有多少细节可以提供,因为彼时农村里生孩子,都是生在自己家中,请人来帮忙接生,和古代人无异。母亲能告诉我的,只是我出生的时间是晚上,但几点几分并没有记录——当然了,那时普通人家家里钟表是不一定会有的,即使想记录也不具备客观条件。“也许是初六晚上,也许出生时时间刚过了夜里十二点,可能也是生在初七凌晨。”虽然我的身份证上记录的出生日期是当年初六对应的公历日期,但我的准确出生时间却已成为谜题,以至于朋友要为我算命里的“五行”,却无从下手——按“五行”理论,出生具体时间是要求准确的,否则可能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论。

那时农村里的生孩子,自然还是传统的方式,最多生下来称一下婴儿的体重。不像现在,生孩子似乎必须要去医院生,生完了给一个出生医学证明的小本子。这个小本子,将来的用处非常之大,比如入学、户籍登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假如没有这个小本子,估计连正常做个人都有困难。唯有小心保管,以免遗失造成麻烦。

对于20世纪的70年代生人来说,家里有兄弟姐妹两到三人,是比较常见的情形。而他们父母辈的家庭里,人口数量往往就比较多了,有兄弟姐妹五人以上的,恐怕比比皆是。比如我的父亲,就有兄弟姐妹八人,母亲则有兄弟姐妹五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缘于这代人的父母辈——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辈,被卷进了一个时代的生育洪峰里,国家大力鼓励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甚至还树立“光荣妈妈”的生育典型。于是乎,人的本能被不合理地放大,性成了生育工具,而不是一种生活。有意不加节制生育造成的后果,就是人口总量与经济总量终于失调。于是“计划生育”出现了,提倡“只生一个好”,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对于多生者,则以各种严格的措施进行惩罚。“计划生育”至少让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这三代人,成了独生子女的主力军。从生五个以上,到生两三个,到只生一个,这条家庭出生数量曲线是如此明晰地表示了时代的切换。

“计划生育”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项基本国策,生育被严格限制。三四十年后,人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次暴露的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构问题。于是乎,生育重新被放开,生二胎乃至三胎成为被鼓励、甚至被奖励的行为。从鼓励生育,到限制生育,又到鼓励生育,短短几十年间,社会竟然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和转折,有如一个人在椭圆形的冰场上进行速滑,隔一段时间便要进行一次弯道变化——不知道我们的后人,将来是否能够理解这样的历史变化,及其变化后面的时代背景。

不让生的时候,偏要生;鼓励生的时候,偏不生了。中国是个多口号标语的国家,同样是生育这一件事,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政策,各地的口号标语也完全不同。如果有个有心人,将来编成一本生育口号标语的实拍照片记录书籍,相信一定会好看,而且也会非常有史料价值。

口号的对比,就是时代的对比,甚至是对抗。有些当年计划生育的口号标语十分残酷血腥,我们现在看了,都要目瞪口呆,不知道将来的后人看了,心理上能不能承受得住。

有计划生育的背景,才有当年“超生游击队”这样啼笑皆非、且上了国家级主流电视台的著名小品。“超生游击队”好比给时代敲下了一个印章。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甚至会出现“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心塞局面。如今,当年想要生的人,已经生不动了,生得动的人,却不太想生。一方面,这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然——生活节奏太快、生活成本太高,让年轻人轻易不敢生,何况多生?譬如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需要大一点的房子,仅这一项,对于夫妇而言,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应对。而大一点的房子,则意味着对收入的水平和稳定性,也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年轻人个体独立性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晚婚晚育成为普遍现象,甚不婚不育的丁克一族,也大有人在。个体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并能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不是其他意志作出决定,这自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一个社会,不要说三四十年,哪怕十年五年,都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时代留给一个社会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庆幸的是,我们抓住过机会,没有和时代为敌。有一件令人印象非常清晰的事,那就是1980年代,我在农村老家还经常见到上门要饭吃的乞讨者,这些乞讨者,往往来自于邻近省份比如安徽的灾民。庆幸我们这一代人处于成长的时候,国家开始走上正常轨道,若干年后,上门要饭吃的乞讨者,确是不曾再有见着。当然,这只是我所生活的农村里的情形,毕竟,生在浙江已经是一种幸运。

其实好与不好,发展与不发展,也就在短短的几年。我们不曾忘记,曾经在遥远首都北京的广场上,年轻人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这是一个柔软的标语,却也是时代的一个强音,也是难得的一个历史高光时刻。

我们经历了宏大的历史变化,是历史进程和历史轨迹的亲历者、见证者。我们微观的个体,在这历史进程中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我们也不要怀疑偶然的力量——偶然的个体,谁说一定不能记录历史、甚至影响历史呢?即使我们只是偶然地站在了当下,偶然地遇见一个好人。

-by 冯子明

老房子

整装后的老房子一角

整装后的老房子一角

我农村老家的房子,是那种土木结构的两层楼老房子。土是黄泥土,由人工夯垒而成四面墙,房内的横梁、柱子,以及楼板楼梯等,都是天然的木质材料。老房子大约建于1970年代初期,至今50岁有余。

老房子是名符其实的老。四面墙上好几处地方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缝,由外裂到内,屋顶的瓦片也总有好几处破的,一到下雨天雨水便往里漏。石头砌成的墙根上,是长了几十年的老苔藓;墙面上也显示出几十年的苍老斑驳,外面的石灰层已经脱落了不少,露出里面土黄色的墙体。房子里那些木质的横梁柱子,以及楼板楼梯等,被一种脑袋又尖又硬的马蜂,钻咬得到处都是孔。楼梯间是狭小而光线阴暗,踩在二楼的楼板上,会发出嗄吱嘎吱的声响,总担心哪天人会随着楼板突然掉下去,或者楼板下的哪根横梁,哪天突然断了也未知。

老房子面积不大,室内总共60来个平方,格局也是从前的格局:窗户开得特别小,二楼的楼层特别低,我且往檐口地方一站,便几乎要顶着屋檐部分的瓦片。老房子一楼的功能,主要是厨房,卫生间,吃饭间及一个厅堂,二楼是卧室。二楼隔出了三个房间,由于窗户小,室内的自然采光就更加不理想。老房子虽然有这般缺点,但却具备“冬暖夏凉”的优点——冬天,房子的保暖性能比较好,夏天待在屋内,比钢筋混泥土砖墙结构的房子凉快。这要感谢当初土墙垒得特别厚,足有50公分,几乎是现代钢筋混泥土砖墙房墙体厚度的两倍。由于墙体足够厚,所以房子的基础显得非常敦实。

这是一幢有历史有故事的房子。老房子是上个世纪“上山下乡”运动中,爷爷奶奶被下放到农村后所建造。爷爷奶奶都是有文化的人,在镇上开店做生意作为营生,积累了一定的资财,运动中就被视同为资产阶级,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听我的父辈们讲,其实他们就是普通的本份生意人,最开始做的是挑担沿街叫卖的小本生意。爷爷奶奶成功生育了八个子女,下放时,老大老二已经在外读书,其中作为老二的伯父,更是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个年代大学生可真是稀有物种。但其他兄弟姐妹就没这么幸运了,下放之后,爷爷奶奶带着一家子八口人,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儿女们的读书,自然是中止了。好在我爸已经读到小学毕业,在当时也已经算个文化人,否则,后来农村供销社在当地招工,便也轮不到他。

下放到农村之后,爷爷奶奶带着一家子人,一边寄宿在村民家里,一边动手造自己的房子。房子位于村子的后方,从村口上去,是条一直往上升高的斜坡道。那个时候造房子,都是靠着双手和肩膀,挖土挑担运输材料,全靠人力。即便现在,由于没有足够宽的道路,挖土机和运输车这样的现代化机械,也没法直达老房子门口。

父辈们是建造老房子的主力。房子虽然小,但以那个时候的力量,能把房子建起来也实属不易。而且很难想像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楼上拥挤的空间,是怎么住下一家八口人的,有时候逢年过节,住宿的人口更多,就不得不好几个人挤在同一张窄窄的床上。人在面对困难但又不得不克服的时候,看来困难也总能被克服。

老房子虽然拥挤,但人口多的好处是热闹,爷爷奶奶在,姑妈叔伯们在老房子里团聚比较频繁。过年的时候,更是热闹得不行。

随着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子女们那时候也都独自成了家,除了我父亲依然住在老房子里,其他兄弟姐妹都散住在各处,大部分住在城里。老房子便逐渐地冷清下去,一年当中,人员团聚最全的日子是清明节,大家从各地赶来,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去扫墓。老房子这时候成了兄弟姐妹们相聚的一个根据地。

忘了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造房子不再采用土木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钢筋混泥土。记得1980年代,村里仍然有人家新建泥土房子。我见过村民们踩在泥墙上夯土的场面,动作是极有节奏感的:村民们拿着硕大的木槌,你一下我一下,用力地往下槌,伴随着槌子撞击泥土发出的“咚咚”声,“嘿哟嘿哟”的声音此起彼伏。泥土不比混凝土,必须要反复用力地槌,墙体才能坚硬牢固;并且泥土需要用那种有天然粘性的黄泥。所以,土房外面如果不粉刷的话,墙体颜色通常是土黄色。奇怪的是,这样外墙不粉刷的土房子,历经四五十年、虽然墙面坑坑洼洼,房子却依然能够坚固不倒——老家的村子里,便有这样一幢老房子。当然也有长久没人住的老房子,出现墙体倒塌甚至最后整幢房都倒塌的情形。老人们说,房子怕的是没人住,这话是极有道理的。

我家里的老房子,父母长久住着,只是年岁越来越大,行动毕竟也越来越不便利,老房子的陈旧格局,终究是让人有些担心。一则二楼没有抽水马桶卫生间,晚上跑到一楼上厕所,自然非常不便,于是老父母亲便在二楼摆着一只大马桶,等马桶快满了再提下来;二则那楼梯的踏板实在太过狭小局促,一只脚完全摆不下,于老年人,实在是很不友好。加上我前面说的种种问题,所以对老房子装修一番,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便成了我心上的一桩愿望。

其实老家的乡村之中,老房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可惜的是,有些老房子年久无人住而自然倒塌。也有老房子保护运作得特别好的案例——老家附近有一处在深山老林之中的村庄,多年前被一个做民宿生意的老板相中,然后租下了几乎整个村子的老房子,将那里整体装修改造成了一处知名的民宿品牌。那个村子位于海拔大约七八百米的群山之中,是父母辈们年轻时候砍柴的穷苦地方,也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交通极为艰苦,全靠一双脚攀登上去。村子排列于山坡之上,一面向阳,一面靠着山,村边有一条天然的山泉溪流经过。谁能想到,当年没人愿意去的穷山僻壤,后来竟成了知名的民宿所在地,杭州上海等地的都市中人,不辞辛劳驱车翻山越岭,只为去呼吸一晚山里的新鲜空气,在土房子里过上一天开门见山的时光。这个村子里老房子的整体装修改造,保留了老房子的基础夯土墙体,泥房的味道还在。这种由泥房改造装修的民宿,据说很受城里客人的欢迎。而出租房子的村民们,则迁到了别处,同时有一份租金收入。

幸好这个村庄,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是个常住人口很少的自然村,常住户多年保持在20户左右,村子本身的自然风光条件,也只是一般。但是2023年也就是在我45岁这一年,父母已经是“奔八十”的老人,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应该尽快动手对老房子进行一番改造装修。出于节约成本,并没有聘请专业的设计师,而是根据自己和家里人的经验,自己动手设计,然后寻找施工队进行施工。当然施工队的师傅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出了一些关键的点子。装修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大半年时间,终于基本上如期完成了我的计划。这次老房子的改造装修,吸收采纳了一些民宿设计理念,然后墙体只是进行了加固,房子内部依然是大面积使用天然的木质材料,楼上楼下都设计了抽水马桶卫生间,父母亲再也不用拎着大马桶上上下下了。窗户当然是趁着这次机会改大了,增加了室内采光,房间功能的布局也进行了优化,墙面也重新进行了粉刷。虽然外面一眼看去,房子依然是老房子,但屋内的确是焕然一新了,生活的舒适性和便利性都大为提升。当然,老房子改造装修的目的,只是为改善居住环境,和那些用以经营的民宿比,在设计的讲究和成本的投入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施工队,我和家里人也都投入了劳动。劳动让我感觉快乐,毕竟不是重体力活。恰到好处的体力活,让人肢体舒展,的确是另外一种休息。干到身上出汗时,干脆就脱去上衣光着膀子干活,挖土、搬石头、挑担等等,一天下来,可以消耗挥发不少汗水。因为心里一直想像着老房子装修改造完成那一天的样子,所以更加不觉得劳动的累。

谢天谢地,工程总算顺利完成。

老房子的后面,是一片竹林。我请人将老房子的院墙,用稻草泥粉刷了一遍,然后题上“幽篁里”的名字——这便是老房子今后的雅称了。这个名字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幽篁即是幽静的竹林之意思。这首诗可以说是我向来的大爱,明月下竹林中弹琴的风度,实在是可以让人痴慕的。王维是一名精通音律的大诗人,善弹琴,可我却并没有什么音乐细胞,更不会抚琴。所以,竹林虽然有了,却少一个可以抚琴的人。林中抚琴于我,只是一个念想罢了。或者竟学陶渊明去,且在墙上挂一张“无弦琴”,清风明月夜,取下琴来抚弄一番,也跟自己说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有时候也不必候着清风明月夜,但寻着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里,也不必入竹林,且泡一壶绿茶,拿一把竹椅,坐定在老房子的泥墙屋瓦之下——或者翻出竹林七贤中嵇康的散文《琴赋》,然后缓缓诵读一遍;或者寻出宋人邓牧的书《伯牙琴》,边读边发一番幽思,亦是一种天然乐趣。

想起陶渊明在42岁左右,即辞官回乡过起了真正归隐的日子,且在归隐的第二年,就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这一千古散文名篇,我却在45岁的年头上,简直还一事无成——但是谈谈陶渊明的归隐往事,是还可以的。陶渊明的归隐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听着挺吓人,然而他的生活始终是清苦的,到了晚年,更是陷入了贫病交困的境地。但陶渊明是一个能够安贫乐道的隐士,这也是他人格高尚、为后人所称颂的地方。他去世后约70年,南朝的一位太子萧统,便是倾倒于陶渊明的品格和文采,从而成为陶渊明的一名热心宣扬者。年轻的萧统即是著名的昭明太子,不但在其《昭明文选》中,选了陶渊明的作品,更是为陶渊明单独编辑了文集,写了一篇情感洋溢的序文。真可谓是陶渊明的隔代知音。

陶渊明后来的隔代知音可不少。苏东坡恐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了,他把陶渊明的诗,几乎和了个遍。然而,数千年下来,真正能做到像陶渊明这样安贫乐道的大隐者,并不曾有第二个。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陶渊明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

确实不容易学,能学的,乐道倒还可以,安贫却是难了。即便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谁又能轻言隐居呢?生产力固然提升了,隐居的门槛其实也一样大大提升。毕竟,“心理门槛”绝大部分人首先就越不过去——比如,越是在城市中忙碌、越是成功人士,越是如此;而“心理门槛”或许能越过去的人,经济门槛又往往是个大问题。毕竟,贫穷可是人生的大敌,尤其到了晚年,一旦陷入贫病交困的地步,哪里还有隐居的心思呢。况且,即便在经济窘迫中过你的隐居生活,你也写不出什么诗文、抚不了琴,不仅要承担物质上的痛苦,也要承担精神上的贫乏,这样的隐居,又有什么意义呢。现代人所常讲的“财务自由”,竟是这么重要。

扯远了,好像我竟有了隐居的心思一般。事实上我的人间烟火气,还远远不能达到那个火候。我的生存资料的谋取,毕竟还得依赖城市。农村,也并没有我的一亩三分地。未来生活的保障与否,也照样还不能让我摆脱忧虑。

不过,老房子在哪里,我的故乡却在哪里。何况,年迈的父母都还在老房子里继续住着。

老房子也见证了一些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深山里的那些老房子,过去被人嫌弃,现在倒成了宝贝,人们简直要为它们“望峰息心,窥谷忘返”了。我得承认,小时候我和别的农村孩子一样,都曾经为自己的农村出身感到自卑过,城里人和乡下人,那时候就是两个不同文明世界的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的心态,也比较普遍,二元社会的分界线曾经非常清晰。所幸时代在变,有变好的,也有倒退的,但城乡二元这条分界线至少从人们普遍的心理上,开始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这自然是一个好的变化,也是一个发达的文明社会通常要走的路径。

这些年时代的变迁中,其中一项主要的标志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也终有到头的一天。农村虽然不一定就有诗情画意,但可能是人们追求“诗意栖居”的一道最主要防线。毕竟,一个国家的成功,终点显然不应该停留在城市里——也许有一天,当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有条件并且更愿意向往农村生活的时候,说明我们离文明就更跨进了一步。

-by 冯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