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录第二十辑

201.劳伦斯的《无人爱我》,是个意外收获,通过若干篇散文随笔,他谈性,谈男人女人,难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性是个巨大的、包容一切的东西。现代社会最了不起的革命是妇女解放。”劳伦斯说。

202.惠特曼的《草叶集》,原来第一版时是他自费出版,但这并不妨碍《草叶集》后来成为著名的诗集,也将成为我收藏的诗集。惠特曼自称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他热烈地歌颂肉体、歌颂性、歌颂生命,上帝却和他开了玩笑,让他在五十四岁,就中风、瘫痪,此后将近二十年的余生,都在病中度过。

203. 录一首惠特曼诗,《给一个普通妓女》:

镇定些——对我随便些——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大自然一样解放,健壮,

只有太阳把你排斥了,我才会排斥你,

只有流水拒绝为你闪光,树叶拒绝为你发出响声,我的话才会拒绝为你闪光并发出响声。

我的女孩,我和你定一个约会,而且我要求你做好相称的准备,以便和我见面,

我要求你要有耐心,维持最佳状态,直到我来。

到时候再见,现在我对你用含有深义的一瞥表示敬意,以便你不会忘记我。

204.尼采《偶像的黄昏》中有一段话“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思想家民族,如今他们究竟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國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在国外有人闷我。我感到脸红,‘有的,俾斯麦’。”这段话用来形容中国更合适,中国曾经也是思想的国度、思想家民族……后来,没了。

205.周国平说尼采倒是不错,尼采是个诗人,可是他对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人生不能缺少诗。个人是大自然的偶然的产品,生命的意义是个谜,人生没有诗来美化就会叫人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诗不过是美丽的谎言,是诗人的自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有一段话,最能表明他的这种心情:“一切诗人都相信:谁静卧草地或幽谷,侧耳倾听,必能领悟天地间万物的奥秘。”尼采这句诗美而大气,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活在自相矛盾中,这会是痛苦的源泉。

206.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一番观点与《伯牙琴》类似,颇为难得。我有个秉持的看法是,周时期的封建制,或者说分封制,和联邦制其实有相同处。“秦皇以枭雄之资,承累世之强,壹意兼并,遂夷六国,诸夏文化,受其摧残,自是不振。大一统之局既开,后来人主,恒乘其规,务以力征兼并天下。人民在大一统而专制之帝政下,绝不利于组织,绝无参政机会。何者?大一统则地域广而人民众。势不得相结合以参预国事。专制,则亦不欲人民与闻国事。人民与国家关系,仅有纳赋与质讼二者而已。”

207.荷尔德林说,“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可不是,写字的人当中,诗人是最穷苦的一类。那些古代伟大的诗人,在活着时候,他们的诗也并不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如果没个一官半职,生活大都清贫。这个清白的荷尔德林,虽然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却在疯颠中过了半辈子。命运弄人,常如此。

208.我要给曼德尔施塔姆更多的关注,和爱,这个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前苏联诗人。有时候时代会复辟,但未必能造出同样人格的人。

-by 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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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美你们

整个城市在清晨七点醒来

窗外阳光灿烂

而你们在房间里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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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优雅的姿势

你轻喘的粗气

猫叫一般的温柔

//

他皮肤上微渗的汗汁

他的神他的气他的精和液

肉体的一切构成

//

他灼热的亲吻

像春天的细雨一般

落在你的乳房和发丝上

//

他男性的根茎坚强有力

但他深深地知道

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内心

//

他进入你温暖湿润的房间

那里是生命和活力

值得我们歌唱的故事

//

你幸福的泪水

曾经淹没他的眼眸

而他用爱的波涛将你包围

//

一切优美的 

令人心动的爱的语言和姿势

都是我赞美的理由

//

我赞美你们

-by 冯子明

十年及90后的十年

十年是多少年?十年可以是十年,也可以不止十年。十年的时间跨度,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民族国家,都足以创造深远的影响。

历史可以无穷尽延伸,十年又十年,对于个体的人,我们都明白人生中没有多少个十年。十年时间,可以让两个原本亲密接触的朋友,形同陌路,也可以让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对彼此竟还保留着怀念。

十年可以让一个国家走向繁盛,也可以走向落寞。安史之乱还不足十年,就让不可一世的李唐王朝由盛转衰,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而个体渺小却顽强。

我想到十年,思绪却是散漫的,我个人的十年不足为提。只是散漫地想着,这一回,我仿佛站在了历史的大站台上,往前看时,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个我未曾亲身经历过的十年;虽然未曾经历过,想到之时却总让人生发百感。所以我想,不如破个例,在这个描述时代细节的若干篇文字中,放一篇我不曾亲自经历过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里,并没有老房子,也没有老水井,只是些许记忆。

我只是一个读了这段记忆的普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读、或者曾经有机缘读过这段记忆。这段记忆,是一百个普通人的十年,也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才让记忆更有感染力。我写了八十年代,可是这八十年代之前的十年,影响是那么深远,与我来到这人世间,差那么一点也就完全接上了。

这段记忆,不少书中是有记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见着光。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本可庆幸见着光的书,书上印着一句话“谨以此书纪念那个无法忘却的年代”。这是一本关于普通中国人的文革受难史。今天我们也经常用“那十年”指文革那段历史。“那十年”是如此特殊。似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尽管你不是经历者,但不要忽略“那十年”。

虽然以前我也接触过一些“那十年”的史料,但当年读完《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仍然颇受冲击。譬如: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只因给学生讲了一个“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的故事,竟被揪出来说诬蔑伟大领袖,于是定为“右派”坐牢八年;而这个伟大领袖藏身水沟的故事,其实是这位老师从一本书里读到过、然后讲给学生听而已,但哪一本书他却死活想不起来了;他的文盲妻子为了救夫,便四处找这个故事的出处,只要是张纸,她就去捡来求人读上面有没有那个故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她也就变得疯疯癫癫,最后不幸被火烧死,和她的孩子一起……

  无比凄惨——这是《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开篇故事《拾纸救夫》。

  最后的结局呢,那个故事果然在一本官方的“革命回忆录”里有记载,然而此时这名乡村教师已经坐了八年牢,家破人亡。用故事叙述人的话说,这是一起“千古奇冤”。的确是。

曾经也读过作家余华的著作《兄弟》,里面讲到“那十年”中,有人拿铁钉砸进自己脑袋自杀的恐怖情形。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有一篇《六十三号两个女人》的故事,亦讲到了这个悲惨可怖的自杀方式——因不堪忍受污辱折磨,便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求得了一死。

也并非只有成年人经历者才会对“那十年”留下印象。在《死脸》这一篇故事中,讲述者在“那十年”开始时才五岁,但他对“那十年”的印象不但清晰而且强烈。他以一个儿童的目光,亲见了挂大白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情形;他因为自己的爷爷资本家的成份,从小受到同龄人的攻击,逐渐形成了敏感、多疑和脆弱的性格,长大后也不合群,不喜欢与人亲近。直到社会环境变了之后,才慢慢褪去那种敏感多疑的性格。这个故事讲的是环境对幼小心灵的摧残,其实相较而言已经算很温和。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部普通人的文革受难心灵史,在这本书的前记中,冯骥才写道:我时时想到,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

这是一个大问题。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开始发表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时离“那十年“结束仅仅过去十年;在“那十年”发动三十周年的那一年,他还是没有碰到“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忏悔之门会不会永远关上?冯骥才说,他虽然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他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渐渐地,也许这终将被淡忘、遗忘,不复有人再提起这古老而沉痛的问题。

忘了在哪看到的一句话,说“那十年的演员其实都还在,只是缺少导演罢了”。我们不希望“那十年”再来一次。

也不要怪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去——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礼仪之士,有知耻之士,有仁爱之士,这些并不是成为演员的必备条件,相反还是“那十年”的攻击对象。“那十年”里,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样说的话并不客观,也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希望我们的将来,不必如此沉重,让“那十年”进入博物馆,而我们只是谈些日常的天。

2009年有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曾经深深感染了我,一方面是因为剧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关于罪与忏悔的沉重的历史感。

无独有偶,这一年的11月,有一则公开的新闻报道说,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89岁的纳粹嫌犯代姆扬尤克,他涉嫌于1943年在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期间,参与杀害了2万多名犹太人。报道中,这名已经老态龙钟的89岁老人,似乎很安详地坐在审判席上。很可惜他接受审判时的心理活动,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

一个89岁的老人,如果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羞愧、忏悔,那会什么样呢?德国人的忏悔精神已为世人所称道,我相信在一个有忏悔精神的国度,对一个89岁的老人进行审判,并不会是一场血淋淋的审判,而审判本身的价值却因此而更加凸显。因为那不是仇恨对仇恨的报复,而是该说清的、该还原的历史,人们就该清还。

忏悔应该是一种高级而又朴素的人类情感,或许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但显然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到这一点。

和忏悔有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信仰。常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以为并非这么回事——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而是部分国人信仰物质至上、金钱主义,信仰权力和谋术等,这些东西就有很多人在信,却羞于把它们和信仰联系上罢了。没有美好的信仰,就容易失去忏悔精神,甚至会失去是非标准。至于什么是美好的信仰,这或许是一个既简单又庞大的话题。

或许也应该谈谈90后。

作为20世纪末最后一批出生的人,90后曾被看成像希望一样年轻。然而,21世纪过得飞快,仿佛一眨眼就去了20多年;2020年,第一批90后就已经30岁,到了传统的而立之年。

第一批90后和“那十年”之间,隔了整整十年有余。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代人,就能轻装上阵了呢?

90后无疑有其独特性——他们从小听的是iPod,看的是《火影忍者》;他们吃奶片,穿暴走鞋,写的“火星文”不要说他们的父母老师不懂,就连和他们年龄最为接近的80后,也都难以接受。

90后正好赶上了一个经济持续上升的时代;文化上,虽然没有根本上的变革,但思想的多元化,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90后身上。

曾经有人评价中国的90后说:互联网上的信息财富,让中国的90后一代青少年感到兴奋和鼓舞,他们打破了数个世纪的传统,开始在课堂上挑战他们的老师,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没错,当互联网降临中国时,中国的90后们正好学会读书写字,90后正好在他们人生起步的时候,赶上了互联网时代。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是,当90后开始走向青年、走向人生成熟的时候,互联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信、独立、聪明……当70后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他们对90后多有誉美之词。

而在这样的誉美背后更深层次的思考则是:身处全球化的90后这一代人,能否改变一个贫富分化日趋加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的面貌?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代人身上,并不是明智的心态。胆小、自私、目光短浅、缺乏信仰等等,人性的所有缺点,在任何一代人身上都会存在。

要说的意思其实是,社会的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属于90后的十年也即将很快过去——毕竟,2025年就是第一批90后的35岁,而35岁,是被我们这个社会人为制造的一条分割线,他们即将迎来35岁以后的后十年——会是怎样呢?

90后会是没有焦虑的一代吗?时间线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而希望非常渺茫。而希望又让我们抱定希望,不受焦虑之苦的一代人,总会诞生在时光长流的岁月中。

-by 冯子明

每一秒都将自由呼吸

有时候

我把自己交给自己

拒绝全都交给命运

更多时候

我把自己交给自己

//

有时候

我也急着赶路

因为要积极地拥有人生

更多时候

我把自己交给自己

//

有时候

我躲藏在深海中

海浪没过头顶

呼啸着掀起愤怒与力量

自由搏斗的欲望

将让我品尝自由的味道

//

人生被撞击着

发出悲哀的声响

贫穷疾病冤屈祸害和灾难

这世界有那么多遗憾

但这不会是你该死的命运

没有人天生就得向该死低头

//

我骤然间想起

我把自己交给了自己

我将无视一个国王 或者领袖

但愿意倾听一个妓女

讲述她的故事

如果她愿意 

//

我要对这世界极尽温柔

我是那个在大自然的情欲竞赛中

脱颖而出的分子的组合

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

我不会放弃每一秒的自由呼吸

是的 每一秒我都将自由呼吸

-by 冯子明

黑马河

我曾经在一个夜里,
在一个人的寂寞中,
骑着车进入黑马河,
那个青海湖边荒凉的小镇。

那晚我把自己放在黑马河,
和平日的我又有什么不同?
那晚窗外只有青海的雨声,
我孤单一人又有什么不同?

那晚时针曾指向二十三点,
我在黑马河的小旅馆里啊,
没有往日的神伤却徒幽黯。
那晚我爱上了黑马河的荒凉。

黑马河的夜晚从此去故乡,
还有什么盼望会让人忧伤?
我会在细雨中离开黑马河,
不需要有人在背后将我凝望。

-by 冯子明

写于多年前的一首旧诗,略有改动

租房记

注:一篇旧文 ,在老的Blog上贴过,奈何老Blog早没了,这旧文读着倒自觉还有些意思。前几年,我也曾当过房东,然而我是一个好房东。

虽然自去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呼声很高,但房价依旧一路攀升。就拿杭州来说吧,我离开杭州外出旅行一个月,刚一回来朋友就对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杭州的房价又猛涨了一轮,五六万一平米的房子在市区都为数不少了。惊了我一跳。

其实我早已无力关心房价多少了。这些年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租房,却也经历、目睹了的一些房子有关的辛酸或啼笑谐非事。

譬如有一次我找房子,房东太太问我在哪工作,我就如实说我在某报社工作。不曾想这房东太太听了我的话,竟立刻在电话里训斥起我来,说她认识的在该报工作的人都很有钱,怎么可能租房住;然后她一口咬定我是骗子。我被她说得惊呆了,等我想到要反驳她的时候,她已经挂了电话。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有钱人”,这次却以这样的方式被人当作一个“有钱人”,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类似的事也不总是只发生在我身上。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公司从杭州的西边搬到了南边,由于员工人数众多,且多数是“租房客”,这下公司附近的那些房东们可高兴了。本来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但房东们早早地就联合了起来,集体涨租金,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房东们胜利了。为了庆祝胜利,有一个小区在门口还挂起了彩带横幅,上写“欢迎某公司员工入住本区”的大字,弄得喜气洋洋。房东们兴高彩烈了,那些远道而来的租客们却满肚子郁闷,明明知道是集体挨宰,却也无可奈何。

房东们总是很精明,讲利益的时候是决不会顾及人情关系的。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年初的时候租的房子要到期了,房东太太打电话给他,绕来绕去才委婉地表示出了房租要涨的意思。我那朋友特别生气,因为他是她非常好的一个老房客。为了这份“气不过”,他决定不再续租。最后他果然没有续租,但新租的房子价格比之前的贵了好几百。“钱是身外之物”,他说。但若不是有心底的那股子“意气”,谁能轻易说得出“钱是身外之物”呢?就算说出来,恐怕也是辛酸语吧。

你看,房东太太先生们才不会说“钱是身外之物”呢;真正的有钱人也不会说。

余生会否有诗意

曾几何时,农村的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就是通过读书考试“跳出农门”。如果从2024年往回数,这段历史离开我们也并不久远,不过二三十年罢了。

比如在1990年代,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中最优秀的孩子,往往选择考中专,而不是选择考高中、然后考大学这条路。最主要的原因是,彼时只要考上中专,就意味着有工作分配,并且将一改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一个“居民”,拥有城里人的身份。当然,那时候的大学录取比例也非常低,与其把不确定性放在三年后的高考,不如早一些锁定确定性,毕竟,农村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读书也不容易,多上三四年学,就意味着增加三四年的成本。所以,一旦高考失利,意味着高中三年的努力付水东流,因为高中生毕业后的境遇,是农民的仍然是农民。

为什么那些年农村的孩子,这么渴望跳出农门呢?

是农民,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分配轮到自己头上,只能回到农村,以没有前途的务农为生。当然,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增加,给考不上中专和大学的农村青年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务农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尽管没有彻底摆脱早出晚归、弯腰躬背的田间劳作生活,但毕竟不用完全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一年到头被拴在土地上不得离开。

但回到农村,终究是“失败者”的下场,农村并不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并没有诗情和画意。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鸿沟还是那么明显,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和居民,似乎是两种人类标签。生活在农村,就意味着经常会遭遇停电,有的偏远农村可能到1980年代甚至还没有通电,点煤油灯照明是那时候的常态。在农村,路上没有路灯,晚上出门不便;家里也没有抽水马桶,大小便都在两个大木桶里进行,要时不时挑着出粪,现在若看见,一定觉得恶心而又肮脏。农村里也没有其他基础设施,言而总之,全显着落后。

而所有这一切,农村孩子对于自己农民身份的改变是最迫切的,他们知道,只有自己跳出了农门,才能避免像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感觉低人一等。一切的努力,最大的动力,就是要成为城里人,获得城里人的身份。

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无比渴望离开农村,这就是农村孩子读书就学曾经的基本心态。身份的改变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本质上,农村孩子通过读书考试跳出农门,和科举时代读书人希望通过科举进仕的心态并无两样——相同点也很明显,除了考试,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后来,情况稍微有了点变化,也许是199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我记得当时出了一个政策,将“居民”身份当作商品销售,只要出一万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居民户口、摆脱农民的身份。我老家村里的一个姑娘,还真凑齐了一万元钱,买了一个居民户口,并最终得到了一份农村信用社里的工作。要知道,一万元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万元户”曾经是有钱人的象征。一个村里要是出了一家“万元户”,那可是一件让人十分羡慕的事。为什么那么珍贵的居民身份,竟然拿来卖钱了呢?其实是时代即将发生改变的前奏,就像“万元户”即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一样。

剧变终于开始发生。一场新的改革兴起,1990年代开始出现下岗工人,很多人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村里那个花了一万元买了居民身份的邻居,她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原来是卷进了一场时代洪流里。

谁又能想到呢?再后来的后来,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些人却要想方设法保留自己在农村的户籍。甚至有些老家在农村、户籍已经转到城里的“新城里人”,也想着法子想要把户籍迁回到农村。

但是,时代的车轮往哪个方向前进,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看清楚。

夏天对于命运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关系着农村孩子人生命运的中考、高考,都在夏天进行。

1997年的夏天,终于我也迎来了“跳出农门”的关键时刻——高考。十年寒窗苦读,成败就取决于几场关键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满心向往着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结果却发现自己考试发挥欠佳,于是考试才刚结束,我就陷入了焦虑之中。

但不管怎样,我必须得离开学校了。我从镇上的中学回到了农村,接下来我能做的,只有在焦虑中等待考试结果。想到考试前的那些豪言壮语,以及对家里人许下的一定考上大学的保证,我的焦虑进一步加深了——倘若考不上大学,难道要复习一年再考?这是我万万不愿意的;或者竟要在我出生的偏僻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了?

七月真是一个残酷的季节,炎热的天气,焦虑的等待,不确定的未来——我在炎热的七月午后,曾经一个人有事没事地跑到村口眺望,或者坐在村口池塘前的石阶上胡思乱想、发呆。

不过农村里的农忙季节——“双抢”也开始了,这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碌、最累的时候——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播种晚稻,而且那时候讲究的是“精耕细作”,从播种到收割,要经过好多道程序。又因为正值七月,天气炎热,所以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为了赶凉爽,经常很早就得起床,然后傍晚三四点再出门,天黑时回家,以避开最热的中午时分。

记忆里打我能干活起,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在田里帮父母一起“双抢”。1997年的夏天自然也不例外——在命运宣布我“跳出农门”之前,我和所有其他务农的农村孩子并无两样——清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我们就走向田野,在一片水稻田里,挽起裤脚、挥动镰刀,然后打下一粒粒谷子;中午时分,天气实在太热,就先回家吃午饭。午饭通常很简单,有时甚至没有菜可吃,于是就在米饭里伴点猪油,撒点盐,捏成一个饭团将着着就吃了,好在这样的饭团,倒也入胃,填饱肚子不成问题。饭后,在门外的阵阵知了声中,倒是可以先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待太阳稍微西去之后,再戴起草帽,重新走向田野。水稻田里一天的农活干下来,弄得浑身泥泞,手臂上被水稻叶子割出一道道伤痕来;衣服,自然是已经全部湿透。而且这些活,全凭着一双手一双脚,没有半点机械的帮助,是纯体力的活。“面朝稻田背朝天”,打完了稻谷,还要用一双肉肩将谷子一担一担地从田头,步行着挑回到家里。

在水稻田里干活,有时候可以抓到一两条黄鳝,这是运气好的时候,晚上至少有了一顿改善的伙食。其实那时候的田里,黄鳝并不少,只是这小东西太滑太溜,要抓到可不容易。

1997年的夏天是我记忆里最后一个与父母一起农忙的夏天。白天的农忙之后,夜晚却有难得的享受。其实农村里的夏夜是那样迷人——傍晚时分,泼上冰凉的井水在地上给地面降温,入夜后搬一张竹榻到院子里,躺着,抬头便是满天的繁星,天空高大明净,而大人们则坐在竹椅上纳凉,翘着二郎腿,手里摇着把蒲扇,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有时候凉爽的风会从遥远的地方吹来,风中传来水稻田里的阵阵蛙叫声;又有时候,走出院子,到村口的小路上散个步,而荧火虫就在那里飞来飞去,有时路边还会盘着一条大蛇,似乎也在那纳凉,一动不动。夜晚的山村,有声音但没有噪音,又偶尔有几声犬叫,宁静又安详。

所以,如果静下心来,农村生活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1997年的夏天,农忙生活减轻了我对考试成绩等待的焦虑,直到有一天,报纸上登出了浙江省的高考成绩——在密密码码的考生名单中,我发现了自己,成绩与之前估算的非常接近,那么接下来就看之前填报志愿的运气了。后来我庆幸自己挑了一所并不十分热门的学校,而且是在遥远寒冷的哈尔滨。大概是少了竞争者的关系,使得我被顺利录取。

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我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暑假也就快要结束了。虽然不能去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但毕竟我要去的城市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我对远方充满期待。这或许和我之前从未出过远门有点关系——在上大学之前,除了上学时要寄宿在县城,其余时光都在乡村度过;或许少年时代轻吟浅唱过的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也曾经在无形中影响过自己吧。

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些北方的乡野,与我的家乡是那样不同——玉米地一望无际,而附近却见不着一个村庄;见到了村庄,那些房子大都是一层楼的低矮房子,稀疏地分散着,和江南的农村面貌大不相同。我知道,不但南方的夏天的确离我远去了,火车载着离去的,还有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也曾经意气风发、志向勃勃。但是若干年以后呢?譬如现在,我对世界的看法,对志向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从过去一心想着“跳出农门”、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到如今却是一心向往着乡村,渴望有一天能够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生活。然而,城市已经成了衣食父母,想离开的时候,却已经难以离开了。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与时间成为历史的速度正越来越成正比化——比如一年以前的事,现在甚至都可以称为历史了;若干年后,也许人们将对昨天都充满疑问,昨天将成为今天的历史。当年横在眼前的那道农门,终于是被你跳出了,然而夏夜的星空,宁静清爽的空气,荧火虫的微光——这些难道竟能在城市里找到吗?而从“下岗”到“失业”,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国家,都不再显得温情脉脉,你在城市里的生存压力,只有你自己来承担、自己接受生存压力的逼迫——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出身、尚未在城市里立稳足跟的“新城里人”来说,这种感觉尤甚。

这时候,或者将来,我们又能否在我们出生的村庄安度晚年,看夕阳西下时,让余生终于有了诗意?

-by 冯子明

冬日絮语

A man alone on Earth looking up at the universe

空气中立下了冬日的阳光

我心里埋下了春天的种子

我们不能在夜幕降临时

为清晨的阳光愁眉苦脸

不要忘记孟子说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你也可以是那位斯人

星星允许我去探索她

并且令我刹那间永恒

在雨后的麦地里

浪漫主义并没有死亡

我的心掰成了两半

一半给你 一半给我

上帝在宇宙中微笑

为了一颗心渺小到无穷小

却想理解大到无穷大的宇宙

即使世界被一分为二

也不要拒绝

一条修炼成妖的白蛇

对你炽热的爱

只要洗干净

他并不介意吻你的秘密

爱圣女 也爱尘世中的女子

你的高尚使我崇敬

她的狂野却使我被征服

-by 冯子明

读书录第十九辑

192.冯友兰谓人生有四层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分别对应一般人、贤人、圣人。又谓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人生了解的程度,了解愈多,则人生愈有意义。我认为似乎说反了,了解愈多,则对人生愈多思考与困惑,对意义的疑问也愈多;譬如知识越多,越认为自己所知太少。人生的境界,也非数学推理一般,层层递进。从原点出发,也许又回到原点的自然境界,或许才是最高境界。

193.梭罗只活了46岁,在瓦尔登湖畔,他也就住了两年。两年的孤独隐居,他也并没有切断与社会和人间的联系,这是实验性的两年,而孤独是他自我认知的一种手段。他对政府的观点,接近于老子的无为思想——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194.尝见史学家陈寅格《柳如是别传》一书,洋洋洒洒八十多万字巨著,一人之传记,文字体量甚至超过了《红楼梦》。然不知何故,读意阑珊,未求翻阅。是为一记。

195.1866年,对世界毫无影响力的日本,还处于中世纪的发展阶段,1899年就已经完全西化(当时的现代化),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这个过程仅用了33年,怎么不令它的东方大国邻居汗颜呢。日本的崛起,在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中,是一桩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诚然如斯。

196.读卢敦基《好书纷纷入眼来》,有个故事颇有意思,说的是美国家庭主妇妮娜,在一年时间里,坚持每天读一本书,而且还写一篇书评。妮娜因这个坚持行为,竟彻底治好了自己的心灵创伤。看来,坚持和重启一样,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比如电脑遇到故障,大部分时候,只需重启就能解决。很遗憾自己在有些应该坚持的事上,没有做到坚持。

197.老舍小说《牛天赐传》,似乎不为人注意,也许真比骆驼好。给小人物立传,写牛老太死前死后,颇为动人。写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妇,在家门口捡到一个男弃婴,这弃婴一辈子的故事。这种事,以前在我老家农村就有发生,不过一般扔的是女婴,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就是在她家门口,捡了个别人扔的女婴,可把只有一个儿子的她高兴坏了。

198.冯至散文集《山水》里读到一节,读之忍俊不禁:一个苏联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这让冯至感到愕然,哈哈哈。冯至的散文挺好,不比他的诗差,是一个被忽略的散文家,只可惜写得不多。这个集子里的散文,篇幅都比较长,属于时下流行的“大散文”。

199. 又,冯至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颇喜欢这句——-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这句话前面的画面是这样的: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麴从杂草中露出头来。

200. 史学家许倬云说中国人的愿望,世俗、似易实难。又说他自己有素心五愿——不求是贵、少病是寿、够用是富、无欲是福、感激是喜。说的甚是。但唯“够用”这条,于我们一般人最难,因中国人总是忧心焦虑,对未来缺少乐观和确定,随时可能陷入人生的大困境中,根本不知什么是够用。

-by 冯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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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一九九七

写了一篇尔滨赋,又续为本篇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年中国发生了一些大事。当然,这是一句废话,哪一年不会发生一些大事呢?只不过这一年,对于我这个微观个体来说,也是颇值得纪念的一年,因而对这一年也多了些记忆。

对国家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应该就是香港回归了。在香港回归的前几年,女歌手艾敬的一首歌《一九九七》可以说传遍了大街小巷,里面有一句词就是和香港回归有关:“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了。”香港回归的时候,正逢高考前夕,那一年的语文考题,似乎和香港回归也没什么关联。香港回归后的下一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生了“著名”的九八年抗洪事件,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其实在我们那所小县城,一九九七年也发生了大洪水,高考刚一结束,江水就漫上来涌进了县城,我就读的高中,操场上积水深度可能达到了两米,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游泳池;走在街上,积水也都能够漫过膝盖。

和香港回归有关的大事,是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份的逝世。历史的轨迹,偶然性在于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凭一己之力,将一个国家带入或暗或明的道路。很多中国人感谢邓小平的理由也很简单。对于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有幸和邓小平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过,所以他们拥有和父母辈不一样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此外,一九九七也就是在平静中度过。时代的列车,也在平稳中驶向了未来。然而,对于宏观叙事背景下的未来,离一个农村少年似乎太遥远了。他全力关心着自己人生轨迹可能发生的变化——要么当一个农民、务农为生,要么有机会离开脚下的田地,走向城市。他记得有一位长者语重心长地说过,“农村里的确是广阔天地,但很难有作为。”这番话比任何激励都有用。少年想起那首听过的歌《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早已在少年的心底生了根。少年想着有一天甚至也要像艾敬那样,要去香港看一看,如果在农村,还有希望吗——一九九七年,在少年的心里,香港就是世界的代名词。那个遥不可及的世界,在一九九七年打开了一扇门。

然而作为少年的我,在一九九七年夏天快要结束时,要去的是一个遥远的北国城市。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在田地里帮着父母干插秧、收割稻谷这些农活。生在南方农村的我,见惯的是水稻田里的精耕细作,打我有力气时,就是父母干农活的帮手。一九九七年夏天即将结束,我坐上火车去了哈尔滨,开始大学生涯。由于路途遥远,大学期间的暑假,我都是留在学校里度过。有一年暑假,得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还有一年的暑假,我租了一台便宜的386台式电脑,苦练五笔字型,终于在那个暑假结束时,熟练地掌握了五笔字型打字,并一直使用至今。

说到电脑,那还真是个值得一提的年代。对于农村出去的我们来说,一般都要到大学里才有机会第一次接触电脑,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被电子产品包围的环境中。一九九七年的电脑,主流还是386、486、586这些台式机,数值越大,表示性能越强;电脑的硬盘容量,可能也就几十个M而已。学生能够接触到电脑的地方,一是学校的机房,二是网吧。网吧这样事物,可能还要稍晚些才出现。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是,在整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我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之一。我之所以能较早接触互联网,缘于我对外面世界的阅读——对于某些大学课程,我并不是一个乖乖地听老师上课的学生,时常逃离课堂,去图书馆阅读那些新鲜的报刊杂志。我知道了同城的另一所著名高校,率先开通了可以上网的机房并对外开放,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去看看互联网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我就读的本校,却是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都还没有。

我打开了那些缓慢的网页,见到了一个新奇接触世界的方式。和早期接触互联网的人一样,我申请了电子邮箱,给陌生人写邮件,然后时刻牵挂着邮箱里有没有收到回邮。为了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我甚至还自学了网页源代码,通过写代码的方式,在当时的首都在线网站,建起了自己简单的个人站点。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充满了求知欲和学习动能的岁月。一切都很朴素,但很美好。

或许我应该描述一下始于一九九七年的我的哈尔滨。20多年过去了,我不曾回到过这座城市,不知道这座城市有了怎样的变化。但是记录下一座城市20多年前的大致面貌,是不是也有点小意思?

一九九七年夏天结束前,我坐上了生平坐过的第一列火车。K58次火车载着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南方村庄,驶向了两千多公里外的北国冰城。火车上人满为患,我几乎是一路“站”着到了哈尔滨,过程虽然有些悲惨,回忆却足可珍贵。在接近哈尔滨的东北大地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玉米地一望无际的北方乡野,与我的家乡是那样不同。

而那个遥远的北国冰城,是我人生旅程中独特而又重要的一站,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这座本来与我毫无关联的尔冰之城。

那里的冬天。冬天足以显着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南方的差别,不会融化的冰,粉厚的雪,从浴室出来后即刻被冻住的头发,这一切,都让人感觉惊奇。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只要出门时穿护得当,原来并不可怕,冰天雪地里吃一串冰糖葫芦,又是多么惬意而浪漫。一场毛毛雪,几个艳阳天,如果有一个城市能够让南方和北方相遇,那就是哈尔滨。

那里的冰。南方的冰,并不是每一个冬天都有,而且,通常是水面上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不多久便化了。哈尔滨的冰,让我这个南方人开了大大的眼界,大块的、厚厚的冰,就像晶莹剔透的巨大砖块,真是寒冷天气赐予的礼物。在雕刻家的手下,冰块简直有了魔法——我第一次在哈尔滨冬天街头见到的冰雕,不但形状各异,而且色彩斑斓,令人叹为观止。然而那还是20多年前的冬天,如今哈尔滨的冰雕创作,想必是规模更为宏大、技巧更为惊人了吧?2023年的冬天,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突然火爆全国,实在是雪藏了多年后的厚积薄发。那般独特的冰的艺术,可不是艺术王国里的又一座宫殿么?

那里的街。中央大街,名闻遐迩,独特的建筑和路面,让整条街看起来本身就像是一件艺术品。在全国众多步行街中,中央大街的步行味道无疑最为醇厚。尤其人少时候的夜晚,漫步于大街,更觉为一种风情包围,无论是两边的建筑,还是偶尔碰到的在大街上献艺的歌手、演奏家,都为自己增添了一分置身于百年时光里岁月悠长的感觉。这种味道和感觉,在同为步行街的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是找不到的。

那里的江。五月的松花江,江面辽阔,露出水面的河床,长满了青草,仿佛草原一般,和江里的太阳岛一样,是野外休闲、约会的好去处。而雨水充沛、江水上涨的时候,松花江浩浩荡荡,一眼望过去,江面又像极了一片海。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恰遇雨水大爆发,我还特意跑到松花江边,看到江水上涨后的壮阔水面,印象深刻。

松花江边的公园,是一处静谧的所在,非常适合散步。而我,也正是在松花江边公园的某个台阶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献出了自己人生中的初吻。初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一棵大树底下,在傍晚的斜阳落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吻得悠长而忘情,而江边的行人亦很尊重一对青年男女情侣的接吻,没有任何打扰发生。

那时候的我们,有青春的狂野。可记得那个晚上,火车朝着我们驶来,而我们却在铁轨边上,卧着发生了彼此的第一次。我们兴奋而惶恐地卧倒在地上,当火车车头的灯光在我们头顶掠过时,我知道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中一段狂野而浪漫的旅程,要遇上合适的人、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机,甚至合适的空气才会发生。我们在哈尔滨的一段铁轨边上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不能不说是人生旅程中被无意安排的独特一晚。

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给我们安排的青春宴歌。

有人说,怀念一座城市,和这座城市无关。其实,终究还是有关的。这座城市留下了你的初恋和初吻,那这座城市在你的生命中注定就难以被忘怀,是你们自己的“爱情之都”——我倒以为,哈尔滨还真有成为“爱情之都”的先天条件呢,冰雪虽冷,却象征着纯洁,又足够浪漫多情,只是缺少几个著名的好故事罢了。好比杭州的“爱情之都”名号,大半原因乃是梁山泊祝英台的故事,以及许仙白娘子的故事发生在杭州。特别是许仙白娘子,人蛇相恋,又何尝不是一种狂野呢?

我们个体的记忆,以及时代的记忆,其实都很容易消失。我的一九九七和时代的一九九七永远不会回来了,虽然我意识到自己有时候竟怀念起一九九七,以及和一九九七有关联的那些夏天。

-by 冯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