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陌生人
不必总感到警惕
那些美好的邂逅
又怎能离了陌生人
//
给你工作的
又何尝不是陌生人
你最亲密的男女关系
又何尝不是来自陌生人
//
然后你们的呼吸融合
身体交缠
最终繁衍成为
人生最大的意义
//
今天你我彼此陌生
生命中的某一扇门
有时陌生人为你打开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你可能需要陌生人的帮助
或者不叫帮助
只是一种和平交换
//
然而这也不妨碍
你对某个陌生人
怀有感激之情
-by 冯子明
我望见冬日的天空
读书录第二十辑
201.劳伦斯的《无人爱我》，是个意外收获，通过若干篇散文随笔，他谈性，谈男人女人，难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性是个巨大的、包容一切的东西。现代社会最了不起的革命是妇女解放。”劳伦斯说。
202.惠特曼的《草叶集》，原来第一版时是他自费出版，但这并不妨碍《草叶集》后来成为著名的诗集，也将成为我收藏的诗集。惠特曼自称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他热烈地歌颂肉体、歌颂性、歌颂生命，上帝却和他开了玩笑，让他在五十四岁，就中风、瘫痪，此后将近二十年的余生，都在病中度过。
203. 录一首惠特曼诗，《给一个普通妓女》：
镇定些——对我随便些——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大自然一样解放，健壮，
只有太阳把你排斥了，我才会排斥你，
只有流水拒绝为你闪光，树叶拒绝为你发出响声，我的话才会拒绝为你闪光并发出响声。
我的女孩，我和你定一个约会，而且我要求你做好相称的准备，以便和我见面，
我要求你要有耐心，维持最佳状态，直到我来。
到时候再见，现在我对你用含有深义的一瞥表示敬意，以便你不会忘记我。
204.尼采《偶像的黄昏》中有一段话“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思想家民族，如今他们究竟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國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在国外有人闷我。我感到脸红，‘有的，俾斯麦’。”这段话用来形容中国更合适，中国曾经也是思想的国度、思想家民族……后来，没了。
205.周国平说尼采倒是不错，尼采是个诗人，可是他对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人生不能缺少诗。个人是大自然的偶然的产品，生命的意义是个谜，人生没有诗来美化就会叫人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诗不过是美丽的谎言，是诗人的自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有一段话，最能表明他的这种心情：“一切诗人都相信：谁静卧草地或幽谷，侧耳倾听，必能领悟天地间万物的奥秘。”尼采这句诗美而大气，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活在自相矛盾中，这会是痛苦的源泉。
206.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一番观点与《伯牙琴》类似，颇为难得。我有个秉持的看法是，周时期的封建制，或者说分封制，和联邦制其实有相同处。“秦皇以枭雄之资，承累世之强，壹意兼并，遂夷六国，诸夏文化，受其摧残，自是不振。大一统之局既开，后来人主，恒乘其规，务以力征兼并天下。人民在大一统而专制之帝政下，绝不利于组织，绝无参政机会。何者？大一统则地域广而人民众。势不得相结合以参预国事。专制，则亦不欲人民与闻国事。人民与国家关系，仅有纳赋与质讼二者而已。”
207.荷尔德林说，“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可不是，写字的人当中，诗人是最穷苦的一类。那些古代伟大的诗人，在活着时候，他们的诗也并不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如果没个一官半职，生活大都清贫。这个清白的荷尔德林，虽然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却在疯颠中过了半辈子。命运弄人，常如此。
208.我要给曼德尔施塔姆更多的关注，和爱，这个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前苏联诗人。有时候时代会复辟，但未必能造出同样人格的人。
-by 冯子明
我赞美你们
十年及90后的十年
一
十年是多少年？十年可以是十年，也可以不止十年。十年的时间跨度，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民族国家，都足以创造深远的影响。
历史可以无穷尽延伸，十年又十年，对于个体的人，我们都明白人生中没有多少个十年。十年时间，可以让两个原本亲密接触的朋友，形同陌路，也可以让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对彼此竟还保留着怀念。
十年可以让一个国家走向繁盛，也可以走向落寞。安史之乱还不足十年，就让不可一世的李唐王朝由盛转衰，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而个体渺小却顽强。
我想到十年，思绪却是散漫的，我个人的十年不足为提。只是散漫地想着，这一回，我仿佛站在了历史的大站台上，往前看时，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个我未曾亲身经历过的十年；虽然未曾经历过，想到之时却总让人生发百感。所以我想，不如破个例，在这个描述时代细节的若干篇文字中，放一篇我不曾亲自经历过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里，并没有老房子，也没有老水井，只是些许记忆。
我只是一个读了这段记忆的普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读、或者曾经有机缘读过这段记忆。这段记忆，是一百个普通人的十年，也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才让记忆更有感染力。我写了八十年代，可是这八十年代之前的十年，影响是那么深远，与我来到这人世间，差那么一点也就完全接上了。
二
这段记忆，不少书中是有记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见着光。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本可庆幸见着光的书，书上印着一句话“谨以此书纪念那个无法忘却的年代”。这是一本关于普通中国人的文革受难史。今天我们也经常用“那十年”指文革那段历史。“那十年”是如此特殊。似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尽管你不是经历者，但不要忽略“那十年”。
虽然以前我也接触过一些“那十年”的史料，但当年读完《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仍然颇受冲击。譬如：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只因给学生讲了一个“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的故事，竟被揪出来说诬蔑伟大领袖，于是定为“右派”坐牢八年；而这个伟大领袖藏身水沟的故事，其实是这位老师从一本书里读到过、然后讲给学生听而已，但哪一本书他却死活想不起来了；他的文盲妻子为了救夫，便四处找这个故事的出处，只要是张纸，她就去捡来求人读上面有没有那个故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她也就变得疯疯癫癫，最后不幸被火烧死，和她的孩子一起……
无比凄惨——这是《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开篇故事《拾纸救夫》。
最后的结局呢，那个故事果然在一本官方的“革命回忆录”里有记载，然而此时这名乡村教师已经坐了八年牢，家破人亡。用故事叙述人的话说，这是一起“千古奇冤”。的确是。
曾经也读过作家余华的著作《兄弟》，里面讲到“那十年”中，有人拿铁钉砸进自己脑袋自杀的恐怖情形。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有一篇《六十三号两个女人》的故事，亦讲到了这个悲惨可怖的自杀方式——因不堪忍受污辱折磨，便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求得了一死。
也并非只有成年人经历者才会对“那十年”留下印象。在《死脸》这一篇故事中，讲述者在“那十年”开始时才五岁，但他对“那十年”的印象不但清晰而且强烈。他以一个儿童的目光，亲见了挂大白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情形；他因为自己的爷爷资本家的成份，从小受到同龄人的攻击，逐渐形成了敏感、多疑和脆弱的性格，长大后也不合群，不喜欢与人亲近。直到社会环境变了之后，才慢慢褪去那种敏感多疑的性格。这个故事讲的是环境对幼小心灵的摧残，其实相较而言已经算很温和。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部普通人的文革受难心灵史，在这本书的前记中，冯骥才写道：我时时想到，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
这是一个大问题。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开始发表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时离“那十年“结束仅仅过去十年；在“那十年”发动三十周年的那一年，他还是没有碰到“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忏悔之门会不会永远关上？冯骥才说，他虽然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他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渐渐地，也许这终将被淡忘、遗忘，不复有人再提起这古老而沉痛的问题。
忘了在哪看到的一句话，说“那十年的演员其实都还在，只是缺少导演罢了”。我们不希望“那十年”再来一次。
也不要怪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去——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礼仪之士，有知耻之士，有仁爱之士，这些并不是成为演员的必备条件，相反还是“那十年”的攻击对象。“那十年”里，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样说的话并不客观，也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希望我们的将来，不必如此沉重，让“那十年”进入博物馆，而我们只是谈些日常的天。
三
2009年有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曾经深深感染了我，一方面是因为剧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关于罪与忏悔的沉重的历史感。
无独有偶，这一年的11月，有一则公开的新闻报道说，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89岁的纳粹嫌犯代姆扬尤克，他涉嫌于1943年在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期间，参与杀害了2万多名犹太人。报道中，这名已经老态龙钟的89岁老人，似乎很安详地坐在审判席上。很可惜他接受审判时的心理活动，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
一个89岁的老人，如果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羞愧、忏悔，那会什么样呢？德国人的忏悔精神已为世人所称道，我相信在一个有忏悔精神的国度，对一个89岁的老人进行审判，并不会是一场血淋淋的审判，而审判本身的价值却因此而更加凸显。因为那不是仇恨对仇恨的报复，而是该说清的、该还原的历史，人们就该清还。
忏悔应该是一种高级而又朴素的人类情感，或许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但显然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到这一点。
和忏悔有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信仰。常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以为并非这么回事——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而是部分国人信仰物质至上、金钱主义，信仰权力和谋术等，这些东西就有很多人在信，却羞于把它们和信仰联系上罢了。没有美好的信仰，就容易失去忏悔精神，甚至会失去是非标准。至于什么是美好的信仰，这或许是一个既简单又庞大的话题。
四
或许也应该谈谈90后。
作为20世纪末最后一批出生的人，90后曾被看成像希望一样年轻。然而，21世纪过得飞快，仿佛一眨眼就去了20多年；2020年，第一批90后就已经30岁，到了传统的而立之年。
第一批90后和“那十年”之间，隔了整整十年有余。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代人，就能轻装上阵了呢？
90后无疑有其独特性——他们从小听的是iPod，看的是《火影忍者》；他们吃奶片，穿暴走鞋，写的“火星文”不要说他们的父母老师不懂，就连和他们年龄最为接近的80后，也都难以接受。
90后正好赶上了一个经济持续上升的时代；文化上，虽然没有根本上的变革，但思想的多元化，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90后身上。
曾经有人评价中国的90后说：互联网上的信息财富，让中国的90后一代青少年感到兴奋和鼓舞，他们打破了数个世纪的传统，开始在课堂上挑战他们的老师，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没错，当互联网降临中国时，中国的90后们正好学会读书写字，90后正好在他们人生起步的时候，赶上了互联网时代。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是，当90后开始走向青年、走向人生成熟的时候，互联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信、独立、聪明……当70后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他们对90后多有誉美之词。
而在这样的誉美背后更深层次的思考则是：身处全球化的90后这一代人，能否改变一个贫富分化日趋加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的面貌？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代人身上，并不是明智的心态。胆小、自私、目光短浅、缺乏信仰等等，人性的所有缺点，在任何一代人身上都会存在。
要说的意思其实是，社会的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属于90后的十年也即将很快过去——毕竟，2025年就是第一批90后的35岁，而35岁，是被我们这个社会人为制造的一条分割线，他们即将迎来35岁以后的后十年——会是怎样呢？
90后会是没有焦虑的一代吗？时间线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而希望非常渺茫。而希望又让我们抱定希望，不受焦虑之苦的一代人，总会诞生在时光长流的岁月中。
-by 冯子明
每一秒都将自由呼吸
有时候
我把自己交给自己
拒绝全都交给命运
更多时候
我把自己交给自己
//
有时候
我也急着赶路
因为要积极地拥有人生
更多时候
我把自己交给自己
//
有时候
我躲藏在深海中
海浪没过头顶
呼啸着掀起愤怒与力量
自由搏斗的欲望
将让我品尝自由的味道
//
人生被撞击着
发出悲哀的声响
贫穷疾病冤屈祸害和灾难
这世界有那么多遗憾
但这不会是你该死的命运
没有人天生就得向该死低头
//
我骤然间想起
我把自己交给了自己
我将无视一个国王 或者领袖
但愿意倾听一个妓女
讲述她的故事
如果她愿意
//
我要对这世界极尽温柔
我是那个在大自然的情欲竞赛中
脱颖而出的分子的组合
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
我不会放弃每一秒的自由呼吸
是的 每一秒我都将自由呼吸
-by 冯子明
黑马河
租房记
注：一篇旧文 ，在老的Blog上贴过，奈何老Blog早没了，这旧文读着倒自觉还有些意思。前几年，我也曾当过房东，然而我是一个好房东。
虽然自去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呼声很高，但房价依旧一路攀升。就拿杭州来说吧，我离开杭州外出旅行一个月，刚一回来朋友就对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杭州的房价又猛涨了一轮，五六万一平米的房子在市区都为数不少了。惊了我一跳。
其实我早已无力关心房价多少了。这些年一直在不同的地方租房，却也经历、目睹了的一些房子有关的辛酸或啼笑谐非事。
譬如有一次我找房子，房东太太问我在哪工作，我就如实说我在某报社工作。不曾想这房东太太听了我的话，竟立刻在电话里训斥起我来，说她认识的在该报工作的人都很有钱，怎么可能租房住；然后她一口咬定我是骗子。我被她说得惊呆了，等我想到要反驳她的时候，她已经挂了电话。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有钱人”，这次却以这样的方式被人当作一个“有钱人”，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类似的事也不总是只发生在我身上。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公司从杭州的西边搬到了南边，由于员工人数众多，且多数是“租房客”，这下公司附近的那些房东们可高兴了。本来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但房东们早早地就联合了起来，集体涨租金，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房东们胜利了。为了庆祝胜利，有一个小区在门口还挂起了彩带横幅，上写“欢迎某公司员工入住本区”的大字，弄得喜气洋洋。房东们兴高彩烈了，那些远道而来的租客们却满肚子郁闷，明明知道是集体挨宰，却也无可奈何。
房东们总是很精明，讲利益的时候是决不会顾及人情关系的。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年初的时候租的房子要到期了，房东太太打电话给他，绕来绕去才委婉地表示出了房租要涨的意思。我那朋友特别生气，因为他是她非常好的一个老房客。为了这份“气不过”，他决定不再续租。最后他果然没有续租，但新租的房子价格比之前的贵了好几百。“钱是身外之物”，他说。但若不是有心底的那股子“意气”，谁能轻易说得出“钱是身外之物”呢？就算说出来，恐怕也是辛酸语吧。
你看，房东太太先生们才不会说“钱是身外之物”呢；真正的有钱人也不会说。
余生会否有诗意
一
曾几何时，农村的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就是通过读书考试“跳出农门”。如果从2024年往回数，这段历史离开我们也并不久远，不过二三十年罢了。
比如在1990年代，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中最优秀的孩子，往往选择考中专，而不是选择考高中、然后考大学这条路。最主要的原因是，彼时只要考上中专，就意味着有工作分配，并且将一改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一个“居民”，拥有城里人的身份。当然，那时候的大学录取比例也非常低，与其把不确定性放在三年后的高考，不如早一些锁定确定性，毕竟，农村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读书也不容易，多上三四年学，就意味着增加三四年的成本。所以，一旦高考失利，意味着高中三年的努力付水东流，因为高中生毕业后的境遇，是农民的仍然是农民。
为什么那些年农村的孩子，这么渴望跳出农门呢？
是农民，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分配轮到自己头上，只能回到农村，以没有前途的务农为生。当然，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增加，给考不上中专和大学的农村青年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务农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尽管没有彻底摆脱早出晚归、弯腰躬背的田间劳作生活，但毕竟不用完全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一年到头被拴在土地上不得离开。
但回到农村，终究是“失败者”的下场，农村并不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并没有诗情和画意。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鸿沟还是那么明显，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和居民，似乎是两种人类标签。生活在农村，就意味着经常会遭遇停电，有的偏远农村可能到1980年代甚至还没有通电，点煤油灯照明是那时候的常态。在农村，路上没有路灯，晚上出门不便；家里也没有抽水马桶，大小便都在两个大木桶里进行，要时不时挑着出粪，现在若看见，一定觉得恶心而又肮脏。农村里也没有其他基础设施，言而总之，全显着落后。
而所有这一切，农村孩子对于自己农民身份的改变是最迫切的，他们知道，只有自己跳出了农门，才能避免像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感觉低人一等。一切的努力，最大的动力，就是要成为城里人，获得城里人的身份。
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无比渴望离开农村，这就是农村孩子读书就学曾经的基本心态。身份的改变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本质上，农村孩子通过读书考试跳出农门，和科举时代读书人希望通过科举进仕的心态并无两样——相同点也很明显，除了考试，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后来，情况稍微有了点变化，也许是199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我记得当时出了一个政策，将“居民”身份当作商品销售，只要出一万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居民户口、摆脱农民的身份。我老家村里的一个姑娘，还真凑齐了一万元钱，买了一个居民户口，并最终得到了一份农村信用社里的工作。要知道，一万元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万元户”曾经是有钱人的象征。一个村里要是出了一家“万元户”，那可是一件让人十分羡慕的事。为什么那么珍贵的居民身份，竟然拿来卖钱了呢？其实是时代即将发生改变的前奏，就像“万元户”即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一样。
剧变终于开始发生。一场新的改革兴起，1990年代开始出现下岗工人，很多人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村里那个花了一万元买了居民身份的邻居，她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原来是卷进了一场时代洪流里。
谁又能想到呢？再后来的后来，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些人却要想方设法保留自己在农村的户籍。甚至有些老家在农村、户籍已经转到城里的“新城里人”，也想着法子想要把户籍迁回到农村。
但是，时代的车轮往哪个方向前进，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看清楚。
二
夏天对于命运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关系着农村孩子人生命运的中考、高考，都在夏天进行。
1997年的夏天，终于我也迎来了“跳出农门”的关键时刻——高考。十年寒窗苦读，成败就取决于几场关键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满心向往着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结果却发现自己考试发挥欠佳，于是考试才刚结束，我就陷入了焦虑之中。
但不管怎样，我必须得离开学校了。我从镇上的中学回到了农村，接下来我能做的，只有在焦虑中等待考试结果。想到考试前的那些豪言壮语，以及对家里人许下的一定考上大学的保证，我的焦虑进一步加深了——倘若考不上大学，难道要复习一年再考？这是我万万不愿意的；或者竟要在我出生的偏僻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了？
七月真是一个残酷的季节，炎热的天气，焦虑的等待，不确定的未来——我在炎热的七月午后，曾经一个人有事没事地跑到村口眺望，或者坐在村口池塘前的石阶上胡思乱想、发呆。
不过农村里的农忙季节——“双抢”也开始了，这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碌、最累的时候——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播种晚稻，而且那时候讲究的是“精耕细作”，从播种到收割，要经过好多道程序。又因为正值七月，天气炎热，所以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为了赶凉爽，经常很早就得起床，然后傍晚三四点再出门，天黑时回家，以避开最热的中午时分。
记忆里打我能干活起，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在田里帮父母一起“双抢”。1997年的夏天自然也不例外——在命运宣布我“跳出农门”之前，我和所有其他务农的农村孩子并无两样——清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我们就走向田野，在一片水稻田里，挽起裤脚、挥动镰刀，然后打下一粒粒谷子；中午时分，天气实在太热，就先回家吃午饭。午饭通常很简单，有时甚至没有菜可吃，于是就在米饭里伴点猪油，撒点盐，捏成一个饭团将着着就吃了，好在这样的饭团，倒也入胃，填饱肚子不成问题。饭后，在门外的阵阵知了声中，倒是可以先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待太阳稍微西去之后，再戴起草帽，重新走向田野。水稻田里一天的农活干下来，弄得浑身泥泞，手臂上被水稻叶子割出一道道伤痕来；衣服，自然是已经全部湿透。而且这些活，全凭着一双手一双脚，没有半点机械的帮助，是纯体力的活。“面朝稻田背朝天”，打完了稻谷，还要用一双肉肩将谷子一担一担地从田头，步行着挑回到家里。
在水稻田里干活，有时候可以抓到一两条黄鳝，这是运气好的时候，晚上至少有了一顿改善的伙食。其实那时候的田里，黄鳝并不少，只是这小东西太滑太溜，要抓到可不容易。
1997年的夏天是我记忆里最后一个与父母一起农忙的夏天。白天的农忙之后，夜晚却有难得的享受。其实农村里的夏夜是那样迷人——傍晚时分，泼上冰凉的井水在地上给地面降温，入夜后搬一张竹榻到院子里，躺着，抬头便是满天的繁星，天空高大明净，而大人们则坐在竹椅上纳凉，翘着二郎腿，手里摇着把蒲扇，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有时候凉爽的风会从遥远的地方吹来，风中传来水稻田里的阵阵蛙叫声；又有时候，走出院子，到村口的小路上散个步，而荧火虫就在那里飞来飞去，有时路边还会盘着一条大蛇，似乎也在那纳凉，一动不动。夜晚的山村，有声音但没有噪音，又偶尔有几声犬叫，宁静又安详。
所以，如果静下心来，农村生活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1997年的夏天，农忙生活减轻了我对考试成绩等待的焦虑，直到有一天，报纸上登出了浙江省的高考成绩——在密密码码的考生名单中，我发现了自己，成绩与之前估算的非常接近，那么接下来就看之前填报志愿的运气了。后来我庆幸自己挑了一所并不十分热门的学校，而且是在遥远寒冷的哈尔滨。大概是少了竞争者的关系，使得我被顺利录取。
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我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暑假也就快要结束了。虽然不能去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但毕竟我要去的城市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我对远方充满期待。这或许和我之前从未出过远门有点关系——在上大学之前，除了上学时要寄宿在县城，其余时光都在乡村度过；或许少年时代轻吟浅唱过的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也曾经在无形中影响过自己吧。
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些北方的乡野，与我的家乡是那样不同——玉米地一望无际，而附近却见不着一个村庄；见到了村庄，那些房子大都是一层楼的低矮房子，稀疏地分散着，和江南的农村面貌大不相同。我知道，不但南方的夏天的确离我远去了，火车载着离去的，还有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也曾经意气风发、志向勃勃。但是若干年以后呢？譬如现在，我对世界的看法，对志向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从过去一心想着“跳出农门”、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到如今却是一心向往着乡村，渴望有一天能够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生活。然而，城市已经成了衣食父母，想离开的时候，却已经难以离开了。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与时间成为历史的速度正越来越成正比化——比如一年以前的事，现在甚至都可以称为历史了；若干年后，也许人们将对昨天都充满疑问，昨天将成为今天的历史。当年横在眼前的那道农门，终于是被你跳出了，然而夏夜的星空，宁静清爽的空气，荧火虫的微光——这些难道竟能在城市里找到吗？而从“下岗”到“失业”，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国家，都不再显得温情脉脉，你在城市里的生存压力，只有你自己来承担、自己接受生存压力的逼迫——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出身、尚未在城市里立稳足跟的“新城里人”来说，这种感觉尤甚。
这时候，或者将来，我们又能否在我们出生的村庄安度晚年，看夕阳西下时，让余生终于有了诗意？
-by 冯子明
